1944年，日军将一浑身是伤的女子扔到河边，临走时还踢了几脚。突然，一条狼狗扑向少女，少女心想：“这次活不成了。”可昏迷前，她看到一双脚靠近自己……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万爱花：控诉日军性侵第一人至死未获道歉 曾八赴日本）

1944年秋天，山西盂县一带的河滩上，风吹得人骨头缝都发冷。

日军在附近的炮楼里进进出出，附近的村子整日笼罩在不安里。

一个寻常的日子，几个日本兵拖着一个麻袋来到了桂河边上。

麻袋口松开，里面是个奄奄一息的年轻女子，她身上几乎没什么好地方，单薄的衣服被血和污渍浸透，在秋风里不住地发抖。

带队的日本军曹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又上前用穿着厚重皮靴的脚踢了她几下，然后转身示意手下。

一个士兵从车上牵下来一条体型很大的黑狗，那狗吐着舌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人。

眼看那畜生就要扑上去，谁也没注意到，不远处的烂泥塘里，有个人已经一动不动地趴了很久。

这个被扔在河滩的女子叫万爱花，其实这不是她本名。

她出生在内蒙古，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4岁就被亲生父母卖掉，几经辗转成了山西一户李姓人家的童养媳。

日子虽然苦，但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

可惜安稳没过几年，日本人的枪炮就打破了这一切。

她的养父母在日军扫荡时没了，家也没了。

这个倔强的姑娘没有躲，反而偷偷帮山里的人送信，还把名字改成了万爱花，想着能做点有用的事。

就是这个举动，让她被日本人盯上了。

从1943年夏天到第二年开春，不到一年时间里，万爱花被日本人抓进去三次。

每一次都是地狱。

他们把她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用各种难以想象的方法折磨她。

她的耳朵被撕扯过，骨头被打断过，最狠的一次，日本人剥光她的衣服，用扁担压住她，几个人在上面又踩又跳。

她第三次被抓进去后，被折磨得完全没了人形，日本兵以为她肯定活不成了，就像扔垃圾一样把她丢到了桂河边的乱石滩上，任凭她自生自灭。

那时候是正月，天寒地冻，河滩上的风像刀子。

没过多久，几条饿急了的野狗闻着味道就围了上来。

万爱花当时只剩下一口气，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发绿的眼睛和流着口水的嘴越来越近。

就在野狗要下口的当口，一块石头飞过来打中了领头的狗。

同村的张老汉路过这里，赶走了野狗。

他看着地上这个不成人形的姑娘，认出是村里的万爱花。

老汉一句话没说，脱下自己那件破得四处露棉花的袄子，裹住她冰冷的身子，费力地把她背回了自己那个四面漏风的土窑。

所有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但万爱花命硬，在炕上昏睡了很久之后，竟然又睁开了眼。

只是活下来的身体也彻底毁了，她的个子比以前矮了一大截，全身的骨头都变了形，落下一身治不好的病，也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

仗打完后，万爱花带着满身的伤病离开家乡，流落到太原。

为了活下去，她什么活都干，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当保姆，辛苦拉扯大一个收养来的女儿。

日子就像太原城上空的煤灰，厚重又沉闷。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本打算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

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几个从日本来的律师和调查历史的人找到了她。

希望她能站出来，说出当年的真相，去告日本政府。

这个要求，等于要把心里结了厚厚一层痂的伤疤，再血淋淋地撕开。

万爱花想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头。

她说，我受了这么大的罪，得有个说法。

1992年，万爱花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的经历。

1995年，她做了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她坐上了去日本的飞机，在东京的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在法庭上，这个身材佝偻、满口方言的中国农村老太太，用最平实也最残酷的语言，描述了自己少女时代的遭遇。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锤子一样敲在听者的心上。

官司打得很艰难，日本法院用“国家无答责”，“时间过去太久”这样的理由，一次又一次驳回了她的诉求。

他们说她告得太晚了，说这是国家行为个人不能告。

但万爱花没有放弃，一次败诉，就再告一次。

在国内告，也去国际上去讲，她去联合国开会的地方，去各种国际妇女法庭，把自己的伤痕展示给全世界看。

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她成了一个活的证据，一个行走的控诉。

那些年，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但精神头却让很多年轻人都佩服。

有记者去采访她，问是什么让她这么坚持。

她没说太多大道理，只是反复地说，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他们做了，就不能不认。

她记得每一个细节，包括当年那些日本兵穿的靴子是什么样子，炮楼的墙是什么颜色。

她要用自己这副残破的身躯，挡住人们遗忘的道路。

2013年，84岁的万爱花在太原的家里走了。

直到最后，她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一句正式的“对不起”和一分钱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