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希特勒接见推自行车的中国青年潘德明,翻完他的本子后说了一句话,让德国军官们当场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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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夏天,上海一家西餐馆的年轻员工潘德明,在收拾餐桌时看到了一张客人留下的《申报》。
报纸上有一则不大的消息,说有几个上海青年组成了一个“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宣称要徒步走出国门,环游世界。
这行字像颗小石子,投进了潘德明平静的生活里,漾开了他从未示人的念头。
这个在厨房与餐厅间忙碌的年轻人,心里某个地方被点亮了。
没多久,他就辞去了工作,收拾了简单的行囊,追上了那支即将出发的队伍。
这支步行团起初有七八个人,口号喊得响亮,但脚下的路却实实在在磨人。
从中国到越南,一路的艰辛远超想象。
湿热的气候,陌生的环境,拮据的盘缠,像几盆冷水,渐渐浇熄了最初的热血。
队伍里的人一个接一个找理由离开,等走到越南清化,当初的发起者也撑不住了,向潘德明坦白,他们原本的计划只是在南洋的华侨圈里转一转,募集些捐款。
如今目的达到,他也要回国了。
步行团就此解散,只剩下潘德明一个人,站在异国的街头。
潘德明没有跟着回去。
他用身上最后一点钱,在越南西贡的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英国产的“兰翎”牌二手自行车。
他还特意准备了一本厚重的空白册子,结实的布面硬壳,得有好几斤重。
他在这本《名人留墨集》的扉页,用工整的字写下:要以世界为学校,以路途见闻为课本。
他打定主意,不仅要一个人走下去,还要让这条孤独的路留下印记。
他计划每到一个地方,就请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机构,在这本册子上签名,盖章,题词。
这个决定,把他一个人的跋涉,变成了一个沉甸甸的使命。
从东南亚的雨林到印度的平原,从中东的沙漠到欧洲的城镇,潘德明靠着这辆自行车和越来越破旧的行囊,一寸寸地挪动。
在印度,他见到了大文豪泰戈尔,老人为他题词,寄语中国的未来。
他也拜会了“圣雄”甘地,甘地送给他一面手织的印度国旗,谈起两国相似的命运,眼眶湿润。
这些珍贵的笔墨,让那本册子不再普通。
路途的艰难是实实在在的,他在沙漠里因缺水昏厥,差点葬身黄沙。
在荒野中遇到过土匪,财物被抢掠一空,唯独那本被土匪视为“废纸”的册子扔还给他,成了他仅剩的“财产”。
1933年,潘德明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进入了欧洲。
此时的德国,政局已发生剧变,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刚刚上台,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整齐划一却令人不安的气氛。
据后世学者在《潘德明环球旅行研究》中引述的资料,潘德明在笔记里描述当时的德国“秩序井然,但战争狂热令人害怕”。
就是在这个敏感时刻,这个风尘仆仆的中国青年,推着他的自行车,出现在了柏林帝国总理府的门前。
他想请这位德国的新主宰,在自己的册子上留下一个名字。
总理府的卫兵和礼宾官审视着这个衣着寒酸,推着破车的东方人,直到他拿出那本厚厚的《名人留墨集》。
册子里密密麻麻的各国印章,政府签字以及泰戈尔,甘地等世界名人的亲笔题词,让傲慢的德国官员改变了态度。
册子被送进了希特勒的办公室。
根据多方史料记载,希特勒翻阅了这本独一无二的册子,并与潘德明进行了交谈,甚至亲手为他画了一幅速写像。
最终,希特勒在册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据说,这位推崇“雅利安人优越”的元首,对身旁的军官评价道:“此人代表的中国人,不可轻视。”
这句话在那样一个场合和时代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兀,也让在场的人沉默。
离开德国后,潘德明的旅程仍在继续。
他横渡大西洋,在美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获得一枚纪念金牌。
当他历时七年,跨越四十多个国家,最终于1937年夏天回到上海时,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响起,全中国都沉浸在抗战的烽火中。
他环游归来的消息,瞬间被淹没在战争的洪流里。
更令人感慨的是,潘德明将海外华侨资助他用于后续考察青藏高原的巨额捐款,共计十万美元,全部捐给了抗战前线。
此后,他改名隐居,靠做裁缝,绘图为生,那段传奇般的环球经历,被他深深埋藏,那本珍贵的册子也被塞进箱底,几乎被世人遗忘。
直到1979年,上海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季一德先生,在一次偶然的寻访中,从派出所一堆待处理的废旧物料里,发现了这个包裹。
里面正是潘德明的护照,签证,船票和那本重达四公斤的《名人留墨集》。
册子里571枚邮戳、1200多个团体与个人的签名题词,包括泰戈尔,罗斯福,希特勒等二十多位世界政要名流的真迹,赫然在目。
一段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壮举,才得以重见天日。
而潘德明本人,已于1976年因心脏病默默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