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下令查明罗世文、车耀先被捕的经过，调查人员抓到了所有凶手，唯独少了一人，2年后才得知，剩下一人在南通当老师！

主要信源：（威远组工——红色人物丨许党为民万事轻——罗世文烈士事迹）

1946年8月18日下午，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一辆吉普车停下，几名特务押下两个戴手铐的人。

戴眼镜者环顾山林，忽然朗声诵词，身旁拄拐者随即高呼口号。

枪声骤响。

烈士遗骸被浇油焚毁，草埋坡下。

他们是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重要领导人，罗世文与车耀先。

195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彻查他们当年被捕与被害真相。

调查虽将多数参与者缉拿，却有一关键人物始终“缺席”：特务刘鹤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时间回到1940年3月。

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当局诬其为中共指使，趁机展开大逮捕。

内部紧急情报显示，黑名单前列正是罗世文与车耀先。

同志连夜劝罗世文转移下乡，他毅然拒绝：“我是公开的共产党代表，一走反予敌口实。”

他将生机让予他人，自己坚持留守。

两日后，他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捕；同日，车耀先亦于街头落入魔爪。

此次精准抓捕，实因内部出了叛徒。

二人先被关押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

军统头子戴笠亲自审讯，软硬兼施。

见硬攻无效，便派曾与罗世文在苏同学的邓文仪劝降，许以高官厚禄。

罗世文直视对方：“若国民党真以百姓为重，国共自可合作，我又何须‘投降’？”

劝降失败。

年底，他们被转押至条件恶劣的息烽集中营。

即便在此绝境，二人亦未屈服。

他们秘密组建狱中党支部，罗世文任书记，车耀先与后来“华子良”原型韩子栋任支委，组织难友学习斗争。

车耀先争取到图书管理员一职，将进步书籍改头换面，暗中传阅。

他们在黑暗中坚持了六年。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罗，车等人。

蒋表面应允，背地却令戴笠将二人化名隔绝。

罗世文改称“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二人被押回重庆，囚于渣滓洞。

8月18日上午，特务持两张机票入牢，谎称奉南京命令将释其赴京。

罗世文心知最后时刻已至，从一俄文书中撕下一页，疾书遗言：“此去南京，凶多吉少。

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并嘱将留存同志处的一万元钱分与难友，作为最后党费。

当日下午，他们被押往歌乐山，慷慨就义。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始终挂怀此案。

1953年，西南公安部专案组成立，然事隔十余年，侦查艰难。

旧档尘封，人迹零落。

调查人员如拼图般，逐步还原迫害链条，多名参与者相继落网，如叛变的原四川省委委员冉益智。

唯直接参与行动的特务刘鹤梅，始终无踪。

或言其已死，或云遁台，成案中唯一缺块。

1955年，全国户籍核查中，江苏南通一小学校师“刘传祖”引起注意。

他平日寡言谦和，字佳课好，然其1949年前经历含糊，且带川音，习惯异于本地。

疑点上报后，西南公安协查资料与旧照送至。

照片上二十余岁的青年刘鹤梅，与眼前40岁的刘老师，眉眼轮廓渐次重合。

公安人员迅即行动。

某日下午，正备课的“刘传祖”听闻真名被唤，手中粉笔断落，面如死灰。

十三年伪装，瞬间崩塌。

审讯中，他悉数供认：1940年抓捕，他是直接执行者之一。

解放后先逃香港，难以立足，又于1950年潜回，伪造身份，考入师训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南通任教。

为掩人耳目，更与一当地妇女干部结婚，谨小慎微，直至户籍审查令其暴露。

烈士身后，遗骸寻觅亦经波折。

1955年，在落网特务杨进兴指认下，方于松林坡挖出两具紧挨的焦黑遗骨。

人民政府将二位烈士合葬于歌乐山陵园，周恩来总理亲题碑名。

叛徒刘鹤梅，即刘传祖，于1958年依法被处决。

罗世文曾有机会撤离，却将生机让予同志，车耀先狱中遗予子女“谦，俭，劳”三字。

牢狱六载，威逼利诱未能折其铮铮铁骨。

刘鹤梅苟且偷生十余载，甚至身披教师外衣，然自其背叛，血染双手之日，内心已永无宁时。

办公室内真名被唤的一刹，便是其惶惶岁月的必然终结。

历史或沉默于一时，然忠奸自分，日月可鉴。

真正坚定者，虽直面死亡，其心坦荡，背信苟活者，纵藏匿至深，终有真相大白，天日昭昭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