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亲自出门接人。

主要信源：（祖国杂志社——开国中将陶勇：骁勇智服海匪，被誉为军中“拼命三郎”；晋城党史网——开国将军轶事---"拼命三郎"）

1967年秋天，南京的风里已经带了明显的凉意，梧桐叶子打着旋儿落满军区大院。

那时的局势复杂，每天都有各种消息和人群在门外喧哗，让身处其中的人倍感压力。

许世友当时在南京军区主持工作，面对纷乱的外部情况，心情并不轻松，许多来访都被他拒之门外。

一个普通的上午，警卫员照例报告又有人求见。

许世友起初的反应依然是拒绝，他手头有大量防务需要处理，无暇顾及。

当警卫员低声补充了一句，来说的是陶勇将军的几个孩子时，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许世友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改变了态度，让人赶快把孩子们接进来，自己则大步向外迎去。

陶勇是许世友的故交，两人在战争年代一起经历过许多生死时刻。

从红军时期到后来的解放战争，他们曾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那份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情谊，深刻而厚重。

年初陶勇在上海突然离世的消息传来时，许世友独自在房间里待了很久。

如今，老战友的子女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而且是在这样一个他们失去依靠，四处漂泊的时候，许世友心中的情绪难以平静。

站在他面前的四个孩子，衣衫单薄陈旧，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与不安。

最大的不过十几岁，最小的才七八岁模样。

秋风吹起他们过大的衣角，看上去让人心酸。

许世友蹲下身，仔细看了看每个孩子，他的手在孩子肩上停留了一下，什么也没多问，就领着他们进了屋。

他让人立刻安排住处，准备饭菜，嘱咐要把孩子们安顿好。

那个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陶勇的处境特殊，收留他的子女意味着要承担相当大的外界压力。

但许世友没有迟疑，他很快从自己每月的工资里拨出一部分，作为孩子们的生活费用，并让家人帮忙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足以保证孩子们吃饱穿暖，能够继续上学。

消息终究是传了出去。

没过多久，便有一些人聚集到军区附近，高声叫嚷，要求将孩子们交出去。

面对门外的嘈杂与威胁，许世友的做法直接而果断。

他加强了门口的警卫，明确将这里划为军事管理区域，并亲自站到了前面。

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这里由他负责，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带走这些孩子。

他的资历和职位，加上那种在战场上历练出来的不容置疑的气势，最终让门外的人群逐渐散去。

压力暂时缓解了，但许世友知道，让孩子们长期留在自己身边并非万全之策。

他联系了信得过的老部下肖永银。

肖永银当时在装甲兵部队任职，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

许世友将孩子们的情况和盘托出，委托他想办法安置。

肖永银同样没有推辞，他理解这件事的意义，很快将孩子们秘密转移到了更为稳妥的地方，并为他们的身份做了必要的掩护。

在这个过程中，许世友始终关注着孩子们的状况，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健康情况，都会定期有人汇报给他。

在许世友和几位老战友的接力庇护下，陶勇的子女们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成长。

他们后来都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长子继承了父亲的志向，投身行伍，从基层的坦克兵做起，凭着自身的努力，后来成为海军舰艇上的指挥员，经历了风浪的磨砺。

其他孩子也在不同的岗位上踏实工作，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们始终记得，在自己人生最困顿无依的少年时光，是父亲那位话语不多的战友，用坚实的手臂为他们撑起了一片遮蔽风雨的天空。

许多年过去，当陶勇得到正式平反，他的名字重新被庄严纪念时，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

在后来的一些公开纪念场合，陶家的后辈们曾重回南京，指着军区那座饱经风雨的老楼，对年轻人讲述过去。

他们讲述的并非宏大的历史，而是记忆里一个温暖的片段。

在那段寒冷的岁月里，曾有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为了兑现一份对战友的无声承诺。

不顾风险地蹲下身，为他们系紧了散开的鞋带，拍了拍他们身上的尘土，然后领他们走进了那道厚重的大门。

自1967年那个秋天开始，往后的每一年清明时节，在陶勇的墓前，总会被人静静地放上一瓶酒。

这瓶酒，仿佛一句说了很多年、但始终无需说出口的话，静静地诉说着一种跨越了时间与生死的情义。

有些账，或许根本不需要挂在嘴上，因为它早已刻在了一个人的心里，并用一生的行动去慢慢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