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担任原中组部副部长，阻碍平反工作，1977年中央免去职务，被调回：北京二七机车厂，重新当工人。

主要信源：（理论中国——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1977年年底，北京城里传开了一个消息。

中组部那位姓高的女副部长，突然就被免了职，听说要回原来那个机车厂去当工人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调动，是从掌管全国干部命运的副部级高位，一杆子撸到底，回去管扫大街,倒垃圾。

1976年10月之后，北京西单那栋灰色的大楼，就成了全国最热闹也最让人心焦的地方。

每天天不亮，门口就挤满了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老干部。

他们揣着皱巴巴的申诉材料，眼巴巴地望着那扇门，就指望里头能有人说句公道话，给他们被扣了多年“帽子”摘了，把被撕掉的工作还回来。

材料像雪片一样飞进大楼，堆在办公室里，都快摞到了天花板。

可这些材料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好多往桌上一放，就像石沉大海，再也听不见响动。

当时坐在办公室里管这事儿的，就有这位高淑兰副部长。

她是从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车间里，一步一步上来的。

那会儿讲究从工人农民里头选拔干部，她根正苗红，干活也踏实，很快就从班组长提到了厂里的领导岗位。

1973年，她作为工人代表去了大会堂开会，后来就被安排进了中组部。

1976年10月，坐稳了副部长的位子，专管干部的审查和平反。

这个位置，权力大，责任也重，全国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呢。

可她坐在那位子上，手里的笔却好像特别沉。

送到她面前的申诉材料，她看是看，可看完之后，批上去的字句总是那么几条。

这事当初是上面定的，还得再研究研究，那里的证据好像还不全，再核实核实吧。

话说得都在理，挑不出毛病，可结果就是，那些等着救命的案子，一动也不动，全给压在那儿了。

那时候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态度更硬。

有老同志亲自找来，想问个工作安排，连人带行李都给请了出去。

那段时间，那栋楼在很多老同志心里，比冰窖还冷。

转年夏天，事情起了变化。

上面开了会，明确说了要抓紧处理好遗留的问题。

可中组部选会议代表，提上去的名字还是原来那几位。

这下，部里那些等着平反的老干部们不干了，会上有人当面问高淑兰，平反工作到底怎么推进。

她还是那套话，说要稳妥，要核实，可大伙儿等不及了。

没多久，那灰色大楼的走廊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大字报，写的全是压着不办的冤案。

这些大字报被整理出来，直接送到了能主事的人手里。

紧接着，报纸上发表了重磅文章，题目就叫《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这文章一出，就像在滚油里浇了瓢冷水，全国都议论开了。

一个多月后，调整就来了。

1977年12月10日，中央下了通知，胡耀邦同志来接手中组部。

原来的部长郭玉峰被免了，高淑兰副部长的职务也被同时免去，调回原单位。

通知很干脆，没有商量余地。

她离开那栋大楼的时候，没什么人送。

收拾完个人物品，坐上回工厂的班车，窗外的街景往后倒退，二十年的起伏，好像一场梦。

三天后，新部长胡耀邦到任，中组部院子里破天荒地响起了鞭炮声。

胡耀邦进了办公室，对大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油锅？”

他定下规矩，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统统都要实事求是改过来。

这把火一点，整个局面就活了。

最出名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胡耀邦亲自抓，派人全国各地跑，翻档案找证据，很快就把这桩大冤案给翻了过来。

这一下，口子彻底打开了，堆积如山的申诉材料开始飞快地处理。

那时老百姓中间流传一句话：“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而这时候，高淑兰已经回到了她出发的地方——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

厂里给她安排的第一个岗位，是住宅环卫处副处长。

名头上带个“副处长”，实际干的活就是管着家属区打扫卫生、清运垃圾。

从批阅决定干部命运的红头文件，到安排谁去扫哪条马路，几点钟收垃圾，这中间的落差，外人想想都觉得硌得慌。

可她没闹，也没声张，就接着了。

后来，她又调到厂医院当党支部书记，再后来，去家属委员会当主任，处理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矛盾。

日子就像厂里那台老火车头，吭哧吭哧，按着固定的轨道，一天天往前走。

当年被她压在案头迟迟不批的那些申诉，在她离开后，都一件件得到了解决。

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干部，终于等来了清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