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一团长发现友军遗弃的上万发炮弹，他没上报反而借来4门炮，一小时歼敌数百自己零伤亡，10年后人们才知他是谁。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报——廖运周率部在瑞武公路保卫战中三战三捷）

1938年秋天，江西瑞昌附近一个叫小坳的山谷里，发生了一场截然不同的战斗。

中国军队以零伤亡的代价，歼灭日军数百人，摧毁了包括坦克在内的数十辆军用车辆。

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国民党军第110师656团团长廖运周。

比起他日后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惊人之举，这场干净利落的伏击，更早地展现了他捕捉战机的敏锐眼光和过人的胆魄。

那时武汉会战正打得惨烈，廖运周的团奉命在瑞武公路一线阻击日军。

他们刚打退敌人两次试探性进攻，就接到了向后转移三十里的命令。

部队士气不免有些低落，撤退路上气氛沉闷。

就在这当口，一个意外发现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先他们一步驻防此地的友军，听闻日军逼近竟弃阵而走，仓皇中留下了一座装满弹药的山洞仓库。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的，是一万多发八十二毫米迫击炮弹。

对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国军队来说，这无疑是笔惊天财富。

寻常处理方式，必是迅速上报并组织人力运往后方。

但廖运周盯着那堆积如山的木箱，脑子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念头。

他决定不走了，就用这批天降横财，给追兵设一个致命的圈套。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因为他手下只有八门迫击炮，根本消耗不掉如此巨量的炮弹。

更别说日军追击部队往往配有坦克，那可不是迫击炮能对付的。

难题摆在眼前，廖运周开始像搭积木一样解决它。

炮不够，就去借。

他找到相邻防区的655团团长，两人私交不错，对方也是个热血汉子，一听要打鬼子，二话不说就从牙缝里挤出四门迫击炮支援他。

这样，他手里有了十二门炮，可打坦克的家伙还是没有。

廖运周把目光投向了附近驻防的国民党精锐第十八军。

他连夜面见军长黄维，这位黄埔学长以治军严厉、不徇私情著称。

廖运周没有空谈大义，而是具体分析了在小坳设伏的地利优势，并立下军令状，承诺若借用反坦克炮及炮手，必予敌重创，所有责任一肩承担。

黄维欣赏他的胆识和担当，破例将一个完整的反坦克炮连，连同四门宝贵的三十七毫米战防炮，全数调拨给他指挥。

至此，关键的拼图凑齐了，十二门迫击炮，四门反坦克炮，一批专业炮兵，和那一万发注定要倾泻在敌人头上的炮弹。

伏击地点选在了地形险要的小坳，那段公路狭窄曲折，一侧靠山，一侧临谷，是打伏击的理想口袋。

廖运周亲自勘察阵地，并虚心采纳了反坦克炮连长的专业建议，将四门战防炮隐蔽部署在公路急弯的侧面，专门打击日军坦克装甲最薄弱的侧后部位。

步兵和机枪则埋伏在高处，控制整个山谷。

万事俱备，只等敌人，日军很快就来了。

那是第106师团的一支加强部队，以八辆九五式轻型坦克为前导，后面跟着长长的装甲车和卡车队伍。

他们骄横惯了，认为溃退中的中国军队已无还手之力，行军时相当松懈，坦克兵甚至敞开舱盖抽烟。

当先头坦克驶入弯道，将脆弱的侧翼完全暴露时，廖运周下达了开火命令。

四门战防炮几乎在同时怒吼，炮弹在几十米的距离上直扑目标。

头几辆坦克瞬间被打得起火瘫痪，横在路中间，后面的车辆来不及刹车，接连追尾，狭窄的公路立刻被堵死。

日军队形乱成一团。

几乎在同一时间，十二门迫击炮开始了演奏，炮弹像冰雹般砸进挤作一团的日军车队中。

爆炸声连绵不绝，火光和浓烟吞噬了山谷。

日军完全被打懵了，他们找不到火力来自何处，也无法组织有效反击，只能被动挨打。

这场单方面的打击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炮手们将炮弹一发接一发填入炮膛，直到炮管烫手。

当幸存的日军连滚带爬逃离这片死亡山谷后，战场沉寂下来。

清点战果令人振奋：击毁坦克九辆、装甲车和汽车数十辆，歼敌数百。

而廖运周的团，凭借完美的隐蔽和火力压制，竟无一人伤亡，真正实现了零代价的胜利。

剩下的炮弹，依然数量可观，被妥善保管以备再战。

据国民党陆军大学后来编纂的《抗日战史》等资料记载，这场“小坳伏击”或“罗田坳战斗”，是武汉会战外围一次出色的战术胜利。

而这场胜利的灵魂人物廖运周，他的身份远非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团长那么简单。

他是一位自1927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情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