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家中病逝。临终前，她留下遗嘱，所有遗产归周海婴，希望周海婴能来为自己送终。可周海婴只拿了遗产，却没有来探望朱安最后一眼！
 
1947 年 6 月 29 日，北平西三条胡同 21 号的老院里，69 岁的朱安走完了一生。临终前，她把名下房产、藏书、现金等全部遗产留给周海婴，只留下一个心愿：希望这个晚辈能来北京送她最后一程。
 
可那时平沪之间交通受内战影响，铁路、水路时常中断，通讯也不稳定。朱安每天望着门口，盼着上海来信，最终却没有等到人来。这份迟迟未到的亲情，成了她生命最后的遗憾。
 
朱安和鲁迅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的选择，而是旧式家族安排下的结果。1899 年，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母亲鲁瑞便与朱家定下婚约。后来鲁迅远赴日本，婚事拖了七年。直到 1906 年，鲁瑞谎称自己病重，拍电报把鲁迅骗回绍兴，才强行促成婚礼。
 
朱安比鲁迅大三岁，自幼裹脚，没有接受新式教育，却也曾努力靠近丈夫的世界。成婚当天，她穿着偏大的绣花鞋，鞋里塞满棉花，想把小脚伪装成天足。可下轿时鞋子滑落，她的窘迫暴露在众人面前，鲁迅只是沉默。婚后三天，他便返回日本，留下朱安独守老宅。
 
这段婚姻最让人心酸的地方，不是争吵，而是长久的冷清。1919 年，鲁迅在北京买下八道湾宅院，将母亲鲁瑞和朱安接来同住。原以为日子能安稳下来，谁知 1923 年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八道湾再也住不下去。
 
搬家前，鲁迅问朱安是留下、回绍兴，还是跟自己走。朱安清楚自己无处可去，只说烧饭、缝补、扫地这些事她都能做，愿意继续照料生活。
 
1924 年，她跟着鲁迅迁到西三条胡同 21 号。鲁迅住在书房写作，两人几乎没有交流。1926 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后来定居上海，再也没有回北平，朱安便在这座院子里独居十余年。
 
1936 年鲁迅病逝，朱安的生活失去支撑。1943 年婆婆鲁瑞去世后，她更成了孤身一人。到 1944 年，北平物价飞涨，物资紧缺，她每天只能靠小米窝头和酱萝卜度日，欠债已有四千多元。
 
走投无路时，她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准备变卖鲁迅藏书维持生计。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立即写信劝阻，并委托律师在《申报》声明，不承认私自处置鲁迅遗产。随后宋紫佩、唐弢、刘哲民等人赶到北平劝说。
 
那时朱安正端着稀粥，就着几块酱萝卜吃饭。听到众人反复强调鲁迅遗物必须保存，她多年积压的委屈终于爆发，哽咽着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怎么不来保存保存我。”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她并非不知道那些藏书的重要，也不是不愿守护鲁迅留下的东西，她只是实在活不下去了。后来上海方面答应每月汇款接济，再加上她出租偏房的一点收入，生活才勉强维持，卖书的念头也就此打消。
 
1947 年春夏之交，长期营养不良的朱安身体急剧恶化，心衰、浮肿等病症接连袭来，最终卧床不起。她托人代笔口述遗嘱，将全部财产交给周海婴继承，由许广平代为办理接收手续。
 
遗嘱末尾，她特意加上一句，希望周海婴能来北京送终。可周海婴当时刚满 18 岁，一直生活在上海，从未见过朱安；许广平又受到国民党当局监视，加上交通阻隔，即便有心，也无法成行。
 
朱安去世后，后事由许广平委托常瑞麟、宋紫佩等北平亲友料理。众人按绍兴习俗为她备齐十三件殓衣，去世次日请和尚念经做法事，棺木选用大叶杨木，葬礼花费三百五十万法币。仪式虽然从简，却并不潦草。朱安最后被安葬在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附近。
 
她这一生，守着旧礼教给她的位置，照料鲁瑞，也守着鲁迅遗物，却始终没有真正得到婚姻里的温情。她的悲剧不只是个人不幸，更是旧式婚姻中许多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被要求顺从、等待、忍耐，却很少有人问一句，她们自己想要怎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