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女孩和闺蜜认识一年多，她看闺蜜心情低落，就把闺蜜接到家中住宿，准备第二天陪她去看心理医生，晚上闺蜜和小猫玩耍时，突然把小猫扔下楼，女孩想下楼找小猫，闺蜜不同意，两人说话间，闺蜜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刺向女孩，吓得女孩跑到走廊大喊救命，幸好被邻居拉近房间得救，随后闺蜜自杀，而女孩被鉴定重伤二级，事后闺蜜母亲才出具中度抑郁障碍诊断书，而未对女孩一句道歉，双方在赔偿金又没有谈拢，如今派出所因为闺蜜死亡，撤销立案决定，女孩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打击而迷茫。

闺蜜情绪变得特别差，女孩发微信问她怎么了，闺蜜回了一句让女孩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我太害怕失去你”。

女孩说不管什么事都可以跟她说，闺蜜不肯，说不想给女孩添负担，女孩只能一遍遍安慰她，说会好起来的。

几天后，闺蜜还是老样子，女孩帮她预约了第二天的心理医生，当天晚上，闺蜜住在女孩家。

凌晨三点左右，闺蜜还在客厅逗猫，那只猫是女孩养的，突然，闺蜜把猫从窗户扔了下去，女孩当时就急了，说要下楼找猫，闺蜜不让，两个人就在客厅里争执起来。

茶几上放着一把水果刀，闺蜜拿着刀朝女孩捅了过去。

她反应过来后拼命往门外跑，在走廊里大声喊救命，闺蜜追出来拽住她，继续捅，女孩倒在地上，哭着求闺蜜停手。

隔壁的女子被吵醒了。她开门看到走廊里两个女孩扭在一起，女孩浑身是血，闺蜜手里还攥着刀。

女子冲过去把女孩拉进自己家里，关上了门，打了120和110，女孩被送去了医院。

那天闺蜜也自杀了。

女孩全身有25处缝合伤口，还有14处别的伤，法医鉴定是重伤二级，她的肺也受了伤。

闺蜜的妈妈来了杭州，给警方和律师看了一份诊断书——马颖有中度抑郁障碍，女孩跟闺蜜认识一年多，从不知道这件事。

但自始至终，闺蜜的家人没有跟女孩说过一句对不起。

女孩的医药费花了10多万，警方组织双方协商赔偿，没谈拢，闺蜜家那边没有同意赔偿方案。

2026年6月10日，公安局下了撤销立案决定书——因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案子不往下走了。

女孩还在住院。她全身没力气，走路费劲，呼吸也不顺畅，伤口还在疼。

住院单上写着，处于抑郁状态，睡不着觉，要靠药物维持。

她在医院过了17岁生日。妈妈买了个五十块钱左右的小蛋糕，善良的她许了两个愿，一个是希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另一个是希望那只被扔下楼的猫能投个好胎。

她到现在都想不通，那个她最信任的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对她，看闺蜜心情不好，主动发微信问怎么了，帮约心理医生，还把对方接到家里住。

结果换来的，是猫被扔下楼，是自己被捅了25刀，她跑出去喊救命，邻居拉她进门，救了她一命，然后闺蜜自杀了。

闺蜜的母亲后来拿出一张中度抑郁障碍的诊断书，可女孩跟她认识一年多，朝夕相处，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诊断书在刑事上能说明什么？说明闺蜜作案时可能精神状态有问题。

但在女孩这里，这张纸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她身上缝了25处，肺也受了伤，现在自己也被诊断为抑郁状态，靠药物才能睡觉。

更让人心寒的是，闺蜜的家人从头到尾没跟陈雨说过一句对不起，赔偿的事也没谈拢，然后派出所因为嫌疑人死亡，依法撤了案。

法律上这个操作没问题，但落在女孩身上，就是加害者死了，案子没了，医药费十几万摆在那里，对方家属不道歉也不赔钱，她一个人躺在医院里过17岁生日，许的愿一个是自己快好起来，一个是猫能投个好胎。

女孩的善意没有得到任何善意的回应，她把对方当最好的朋友，对方却想杀她，她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这种被最信任的人背叛的创伤，比刀伤更深。

一份抑郁障碍的诊断书在刑事上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但在民事上，它不能免除闺蜜家属的赔偿责任。

闺蜜虽然是抑郁症患者，但她对女孩造成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女孩的医疗费、后续康复费、精神损害，这些都应该由闺蜜的遗产继承人在继承范围内承担。

闺蜜的母亲作为法定继承人，有义务处理这些。

然而撤案不等于这件事就结束了，刑事追责因为嫌疑人死亡而终止，但民事索赔的路是通的，女孩可以起诉闺蜜的遗产继承人，要求赔偿。

派出所撤销立案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6条，该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

这个撤案决定在法律程序上是合规的——人死了，刑事责任没法再追究了，案子只能停下来。

但这只是刑事层面的结束，民事赔偿是另一回事，女孩仍然可以依据《民法典》向马颖的遗产继承人主张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损失。

刑事撤案，不等于加害方不用在经济上承担责任，法律程序可以终止，但女孩身上的伤和心理的疤，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