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刘国志被捕，在香港银行当经理的五哥赶回来营救，给徐远举送上一张空白支票，说："要多少，数字随你写。"

徐远举把支票拿在手里翻了两下，没立刻接，也没拒绝。他见过拿金条来赎人的，也见过托军阀说情的，但泸州刘家这个阵仗——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五哥刘国琪是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在港做外汇生意——他知道这家人掏得起任何价码。徐远举笑了笑，说放人可以，条件是刘国志写一份"脱离共党声明"，登报也行，不登报只交份悔过书也行，签个字人马上跟你走。

五哥信了，以为钱能砸开牢门。他让人先把刘国志从白公馆提出来，兄弟俩在二处办公室隔着一张桌子坐下。刘国志被关了几个月，脸煞白，囚服上沾着血渍，人瘦得颧骨凸出来，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五哥当场就红了眼眶——他从小疼这个排第七的幺弟，叫惯了"七莽子"，当年刘国志非要丢下联大优渥的前途跑回重庆干地下党，全家拦不住，现在豁出全部身家要把人捞出来，他觉得这回总该行了吧。

"你签个字，我带你马上走，先去香港，再送你去美国，家里生意给你安排好，这辈子吃穿不愁。"五哥把那份早就替他写好的悔过书推过去，手都在抖，"国志，别犯犟了，命保住什么都有了。"

刘国志低头看了那张纸，没碰。他抬头看着五哥，嘴角扯了一下，像是想笑又笑不出来。"五哥，你大老远跑回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要我退出共产党，我活着跟死了没两样。"他把悔过书推回去，"徐远举真想放我，不需要你这张支票。他要的是我叛党，这东西我签不了。"

五哥急了，几乎是在恳求，说你不签难道要在里面等死？你才二十八！刘国志没再解释。他转头对着旁边假意喝茶的徐远举，一字一句："要释放，无条件。要我出卖组织——办不到。"

徐远举在边上听得清清楚楚，把茶杯一搁，挥手叫狱卒把人带回去。这场面他见多了，豪门少爷参加共党他本来就不信能有多坚定，动刑、许好处双管齐下总有一个能撬开，偏偏这个刘国志油盐不进。钱他照收——金表、金笔、那张空白支票全留下了——但人照样关回白公馆。五哥后来还托过张群、曾扩情递话，徐远举一律顶着不办，只在口头上把条件从"登报脱党"降到"写个悔过就放"，再派人传话进去，刘国志回了一句更绝："我死了，有党在，等于我没死；我要叛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赴死。刘国志1921年生在泸州刘家大院，父辈开电厂、做盐业，家中几十口人横跨工商学界，他本人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英文好、脑子活，留在上层社会混个留美博士或金融新贵易如反掌。1940年在昆明入党后他选了另一条路——回重庆做学运，编《挺进报》，在沙磁区高校间串联反蒋，1948年4月被叛徒冉益智供出，在荣昌妹妹家被捕，先关渣滓洞后转白公馆，受尽老虎凳、灌水、电刑，没吐一个字。

很多人读 《红岩》时以为刘思扬拒签是小说渲染，其实真实历史上刘国志拒签了两次——第一次拒登报，第二次拒写悔过书，连五哥代笔都不行。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逼近重庆，特务开始"11·27"大屠杀，提人时刘国志正靠在白公馆牢房地铺上默诗，被架上就往松林坡走。临刑前他高声念出那首未完成的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枪响时他才二十八岁。

一张空白支票买不动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徐远举至死大概都没琢磨透的事。刘国琪晚年回重庆歌乐山给七弟扫墓，站在烈士墓前跟讲解员说，那年他跪下来求过，国志没答应——他这辈子最后悔也最骄傲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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