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街头突然多了五千印度人，左宗棠没抓也没赶，反而让他们继续摆摊做生意。这事发生在1878年年初，清军刚收复和田，满城都是战后烟尘，市集上却照常有印度人卖布、兑银、记账。没人想到，这平静背后是一场不动声色的硬仗。
他先让人挨个登记：谁什么时候来的，干啥营生，跟谁通信，有没有帮阿古柏造过火药。不是按国籍划线，而是看人干过啥。有人卖货多年，手续齐全，就发个凭照，照章纳税；有人放高利贷，利息翻三倍，官府直接出面清算债契，限三个月走人；还有几个懂铸炮的，直接打包送去兰州机器局，吃饭干活全在眼皮底下。

和田的生意慢慢变了。官办旅店开了，内地来的货主不用再找印度中间人垫钱；汉商带着银票进来，用铜钱银元结算，没人认“玉票”了；屯田修渠的钱也往南疆多拨，农民收成好了，就不再借印商的债度日。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印度商人，渐渐成了要缴厘金、听保甲点名、帮官府运粮的普通人。

左宗棠还悄悄跟俄国人做买卖，买他们的麦子，运来喀什。英国外交官刚想为印度人说话，清廷就递话过去：你们要是硬插手，我们跟俄国可能走得更近。这话没明说，但对方懂——中亚那盘棋，谁也不敢乱碰。

1884年新疆建省，巡抚坐镇迪化，文书直发到叶尔羌，税吏下乡征粮，差役按户编册。印度商人还在，但再没人能豁免赋税，没人能绕过县衙签合同。他们搬的搬，散的散，有的去了西安，有的落户兰州，孩子上学说汉语，媳妇织布卖到酒泉。

柳树是左宗棠让人沿路栽的，从兰州一直种到喀什。活一棵，就说明驿站通了；长一片，就代表文书能到、差役能进、税单能收。后来人说那是“左公柳”，其实它不挡风，也不遮阳，只是清清楚楚告诉你：树根扎下去的地方，就是朝廷管得着的地方。

树活着，规矩就在。
人走了，主权没走。
五千人散了，新疆真正成了中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