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名叫施旦，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兼情人，1938年汪精卫在越南公开投日后，她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追随，积极参与汪伪政权各种核心事务，协助汪伪对日合作，助纣为虐。

1938年，越南河内，汪精卫高调“投日”的消息炸开了锅。施旦没有犹豫，跟着汪精卫离开原本的生活，成了伪政权最核心的女人之一。她的身份很特殊——秘书、情人、密使，三者合一。可你以为她只是附庸？其实远不止。

陈璧君和旁人可以明里暗里针对、排挤、冷落她，但汪精卫始终信任施旦。关键场合，他总要施旦在。翻译、起草、送达情报、文件筛选，她手上的文件，很多都系着人的命运。

人们记住她，一半是因为伪政权里特殊的位置，一半是她近乎冷静到无情的行事风格。日军顾问在南京官邸提到经济条款，普通翻译卡壳，她随口切换三国语言。汪精卫立刻把重要草案直接交给施旦——秘书处里，只有她能独自接触这些绝密内容。

但背后的刀光剑影，你未必知道。陈璧君警告她、“摔船票”逼走她未果，只能调离文件管理权。施旦变得更沉默，却把关键的密件攥得更紧。

文件桌上的数据和密报，没有温度。什么“清乡计划”、物资征用、处置反抗分子，都是一串串数字。她心里门清，那背后压垮多少村庄、多少人成了棋子？不过，她只分类、转递、不动声色。

审讯文件上来了，她看一眼，斟酌“稳妥”方案。只有真正能救一线希望的，她提示“详查”，偶尔延缓致命决定。是善良吗？不是。她只是不喜欢线绷太紧，自己也想保留几步活路。

很多夜晚，汪精卫头痛发作，怪日本人威胁，怪“重庆喊汉奸”，扔杯子摔物件。施旦站在他身边，递毛巾，替他按摩，什么都不评判。其实，汪精卫需要的，也正是她这种人——绝对服从，不讲个人得失。

施旦很清楚，权力场上的树摇得最凶，早晚有倒塌时。财路怎么留，她从不马虎。物资调拨单上小小做手脚，通过中间商转成几根金条、几处小公寓，秘密渠道、假名身份，她早安排好了退路。说白了，她一边为政权卖命，一边攒命。

她也曾被理想感动。留学时那些朋友写信劝她“回头是岸”，劝多了，她干脆把信烧了，把灰撒进水池。那些念头，她咬咬牙抛掉。施旦对着镜子，再也不见那个锋芒毕露的女学生，只剩一双防备的眼睛。

有一次，抓了几个情报员，需她拍板。送宪兵就是死，留下还能查。她假装谈物资短缺，把死活淡化在字里行间，最后一个个批“暂押，详查”。命保住了，有没有改命，她不管。常常，处理完这些文件，她的神色冷静得像是在点收别人的账。

汪精卫后期身体每况愈下，要去日本就医。施旦是他离别前唯一信任的人。汪精卫攥着她的手，说“帮帮璧君”，她答应，但脸上无波澜。汪精卫一走，她第一时间销毁自己的私人账册，收拢证据，和过去说再见。

汪精卫去世的消息传来，南京伪政府乱成一锅粥。陈璧君哭闹，下面人各寻退路。施旦继续上班，一切有条不紊。然后说要去香港打理资产，为“先生”尽心。陈璧君此时心不在焉，随便一答应，施旦的路完全打开。

三天后，她带着所有家当和关键资料，换上新身份，登船南下。她没带多少东西，一些金条、首饰、假身份证明，一封未写完的信、一张还是女学生的旧照片，都在包里。

眼看着江岸线一点点缩成灰色细线，施旦心头没有庆幸，也没有懊恼，就是彻底的平静。她不是逃，是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结局。这路，她从决定追随汪精卫那天，就没想能再回头。

到了香港，她处理掉那张照片和那封信。自此再无施旦。一切选择、纠结、悲欢，从此归于沉默。

晚年的她，很少在外露面，更无人知晓往昔。偶有旧人偶遇，施旦只是苍老、普通、平淡无奇的老妇人。说到底，她这一生，押在了错误的人、错的路上。赢来的，不过是一段阴影下的安全。

你会觉得遗憾吗？她不会。她早把答案留在那些江水中——只要自己活着、还活得富足，这历史责任，哪跟她有关系呢？

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定义了错与对？汪精卫倒了，施旦从没觉得自己输。她买的不是胜负，她买的是一条后路。

信息来源：现代快报 + 2008-12-07 17:21 堕落的 “红颜”：汪精卫身边的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