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冈村宁次夸口黄河两岸已肃清，日军大本营信以为真，派出20多名少将、大佐前来观摩，可他们没想到，八路军386旅就在这一带活动，旅长正是王近山，这伙日军军官全被冈村宁次坑了！

这支观战团的覆灭，说起来全是冈村宁次一手“促成”的，1943年秋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胶着期，日军在华北战场陷入持久战泥潭，既没法彻底消灭八路军，又要应付东京大本营的战绩压力。

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憋出一套“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调集三个师团两万多兵力，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还对外宣称要打造“山岳剿共实验区”。

为了给自己的新战法造势，冈村宁次给东京发电报夸下海口，说黄河两岸的抗日力量已被彻底肃清，根据地的八路军被逼到黄河边走投无路。

东京大本营被这份“捷报”冲昏了头，当即从华北各部队抽调一百多名中队长以上军官，再加上步兵学校学员，组成高规格战地观战团，由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带队，分乘13辆汽车沿临屯公路开进太岳前线，打算现场取经，把这套“神战法”推广到整个华北。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冈村宁次嘴里“已经肃清”的区域，八路军386旅16团正悄无声息地活动着。

当时的16团根本不是专门来打伏击的，彼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形势紧张，旅长王近山正奉命率领16团昼夜兼程赶赴延安，保卫党中央。

部队冲破两道日军封锁线后，在10月22日抵达韩略村附近宿营，当地地下交通站和武委会的同志很快送来情报：韩略村西南的公路上日军车辆往来频繁，警戒十分松懈，24日会有一批日军高官乘车经过。

打还是不打，部队里争议不小，一来陈赓司令员反复叮嘱，此行任务紧急，不许恋战；二来韩略村离日军临汾指挥部只有25公里，周围据点密布，村东头就有日军岗楼，一旦开打敌人增援很快就能到，搞不好整个团都要陷进去，可王近山勘察完地形后直接拍了板：打。

韩略村这段公路天生就是伏击的好地方：两侧是两丈多高的陡壁，中间路面狭窄，仅容一辆车通行，整个路段像个天然的峡谷口袋，王近山迅速做出周密部署：9连拦头，分出一个排监视村东岗楼的日伪军；6连断尾，阻击临汾方向的援军；4连、5连埋伏在两侧陡壁，负责分割围歼。

王近山跟部下坦言，打胜了是全军的功劳，打败了他一人担责，已经准备好了三份检讨，分别交给刘伯承、陈赓和毛主席。

23日深夜，四个连的战士借着夜色悄悄进入阵地，用高粱秆和玉米秸把自己伪装得严严实实，韩略村的百姓也主动动了起来：民兵帮忙站岗放哨，妇救会筹措粮草，孩子们爬上树梢盯梢敌情，用最朴素的方式为部队打掩护。

第二天上午八点，13辆插着太阳旗的汽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伏击圈，车上的日军军官说说笑笑，连基本的警戒哨都没派，他们完全信了冈村宁次的“肃清”谎言，根本不相信八路军敢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动手。

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升空，战斗瞬间打响，6连率先投出集束手榴弹，车队尾部两辆汽车当场起火，退路彻底封死；9连同时迎头痛击，把先头车辆拦在原地，整个车队被压缩在不到五百米的公路上，两侧陡壁上的机枪、步枪火力全开，日军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

这些军官平时多是坐镇后方指挥，手里大多只有手枪和指挥刀，既没重武器，又缺乏一线冲锋的实战经验，慌乱下车后很快被分割成几段，有七八名日军躲进路边窑洞负隅顽抗，用机枪封锁冲锋道路，5连指导员郑光南抱着集束手榴弹冲了上去，成功炸毁火力点，自己却壮烈牺牲。

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战斗全部结束，13辆汽车全部被烧毁，120多名日军除3人趁乱逃脱外悉数被歼，其中包括1名少将、6名大佐联队长，剩下的也全是少佐、中队长级别的骨干军官。

等冈村宁次反应过来，调派三千多兵力在飞机掩护下赶来增援时，王近山早就带着部队，在百姓的掩护下跳出了封锁线，继续往延安赶路了。

这场看似“顺手牵羊”的伏击，实则给了日军沉重一击，冈村宁次气得暴跳如雷，当场枪毙了韩略村据点的小队长，还把第69师团师团长清水中将就地撤职，可再怎么追责也挽不回损失，一次性损失这么多中高级指挥人员，相当于直接砍掉了华北日军的一层指挥体系，战略价值远超过歼灭几万普通部队。

更关键的是，这场伏击直接打乱了日军的“铁滚扫荡”部署，前线日军被迫抽调兵力回防，太岳根据地的压力骤减，冈村宁次吹上天的新战法，刚开场就成了全军的笑柄。

战后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评价这一仗：“这比在战场上打死五万日本兵的意义还大，”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接见干部时，也特意提到王近山，称赞他“勇敢、果断、有胆略，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延安《解放日报》更是将此战称为“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