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九年，大臣给朱元璋上了一道奏折，长达17000字。秘书念到6300多字时老朱怒了：满篇废话没个重点，拖出去打板子！

这个被朱元璋打板子的人便是刑部主事茹太素，这件事儿听上去很狗血，可是却正儿八经记录在正史里，确为真事。

这一年的十二月，南京皇宫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崩溃的一天。

事情的起因是一份奏折。刑部主事茹太素给皇帝上了一道疏，洋洋洒洒，号称“陈时务累万言”。朱元璋是个勤政的皇帝，每天要看两百多道奏折、处理四百多件军国事务。

这天他拿起茹太素的折子，心想：行，念吧。于是中书郎王敏开始念。

一千字过去了，没进入正题。朱元璋皱眉，耐着性子。

三千字过去了，还在铺垫。朱元璋敲了敲龙椅扶手。

五千字过去了，依然云山雾罩。

念到六千三百多字的时候，朱元璋终于炸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满朝文武鸦雀无声。朱元璋当场下令：把茹太素拖出去，打！

杖刑，就是打板子。一名饱读诗书的朝臣，当着众多同僚的面受杖，既伤面子，又伤“里子”。

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八个字：“虚词失实、巧文乱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满篇废话，花里胡哨，朕烦透了！

挨完打的茹太素被抬回家养伤。但朱元璋的气还没消透——他倒要看看，这一万七千字到底写了什么鬼东西。

当晚，他又让人接着念。

从第一万六千五百字开始，终于切入正题。茹太素提出了五条工作建议，涉及赈灾、民生等事务。朱元璋冷静下来一琢磨——五条里四条可行。

这下轮到朱元璋尴尬了。

《明太祖文集》记载了这件事：“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而朱元璋本人的结论是：“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

——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你写了一万七千字。前面那一万六千五百字，全是废话。

事后朱元璋说了这样一段话：

“做国君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我所以要征求真切的话，是想它符合实际情况和事实。文字太多，就会使人迷惑。”

他意识到，茹太素虽然文风啰嗦，但提出的建议确实有用。自己一时暴怒打了人，虽然情有可原，但也该反省。不该因繁文迁怒忠臣。

于是，朱元璋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命中书省制定公文规范，颁布《建言格式》 ，明确规定“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意思很直白：有事说事，别整虚的，超标了要问责。洪武十二年又颁布《案牍减繁式》，进一步要求公文言辞平实。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连同自己的反省文字，颁布全国。

皇帝亲自给全国官员上了一堂“如何写公文”的公开课，课件还是自己的“翻车现场”。朱元璋就朱元璋，这领导魄力，杠杠的啊！

几百年后，这件事依然被反复提起——人民日报曾以《茹太素挨板子不亏》为题发表评论；中央纪委网站专门发文《朱元璋整肃文风：1.65万字废话带来的严重后果》；各地纪检监察网站也多次引用这个故事来警示形式主义之害。

为什么一个六百多年前的段子，至今仍被官媒反复提及？

因为形式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明明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非要前三点后四条层层套叠；明明一页纸就能写明白，非要穿靴戴帽搞成厚厚一大摞；明明不发文不开会就能布置好的工作，非要发文开会，甚至发长文开长会。

人民日报的评论一针见血：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重痕迹、不重实效的文牍主义，是危害极大的形式主义。

回过头看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是那一顿板子，而是朱元璋的清醒。

他暴怒，但他没有一直暴怒。他打了人，但他冷静下来之后承认：这人说的东西有用，是我的脾气急了。他骂了废话，但他没有止于骂——他立了规矩，改了制度，还把自己的“翻车”写进了教科书。

一个六百年前的皇帝，能做到“不因繁文迁怒忠臣”，能在盛怒之后反省并改革——这份清醒，放在今天依然稀缺。

而茹太素呢？挨了打，提的建议却被采纳了四条。他用自己的屁股，换来了大明公文制度的改革。这板子，挨得值不值？《明史》没写他后来怎么说。

但我想，一个敢给皇帝上一万七千字奏折的人，大概也不是怕挨板子的主。

废话少说，实干兴邦！

朱元璋用一顿板子悟出的道理，六百多年后依然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