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难当，皇帝劝收礼，他却把鞭子靴子都退了。
陆贽不是不想活命，是不想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他写了一辈子奏章，最后只留下一座没人修完的碑。
他当宰相时，德宗皇帝悄悄跟他说：“你太小心了，别人送点鞭子靴子，收下也无妨。”这话听着像关心，其实是试探。陆贽没接话，转身就把刚送来的鞭子退了回去。不是他穷讲究，是他知道，第一双靴子收了，第二回就是银子，第三回就成惯例——规矩一破，法就废了。

陆贽老家在嘉兴，小时候家里不算大富，但叔父教他读《春秋》，也教他算粮账、看仓单。他十八岁中进士，写的策论不是空谈仁义，而是怎么运粮不烂、怎么发赈不贪。后来在郑县当小官，亲眼见过刘晏改革后的粮道怎么跑，也看见哪段栈道塌了没人修，哪户交了三遍两税。
奉天逃难那年，他替皇帝写《罪己诏》。里头没一句“朕错了”，全是“官吏贪残”“赋敛无度”“征役不时”。写完就跟着发大赦令：停苛税、查军粮、撤监军。老百姓不是被感动回来的，是算明白账——跟朝廷干，真能少交两斗米。

他当宰相后想管钱袋子，德宗不给。裴延龄在宫里另设小金库，给禁军发钱、打点宦官、安抚节度使，全靠“搜得奇珍”“查出隐田”这种没法对账的法子。陆贽说不行，皇帝就把他贬到忠州去。
忠州十年，他没闲着。教人打井，带人修栈道，还编田册、记药方。现在忠县还有一块唐碑，刻着“凿岩引水，民始有饮”。他写的《集验方》，不是为留名，是发现山里缺郎中，药草摆不对，人就救不回来。

司马光写《通鉴》，一遇到皇帝不听劝，就抄陆贽的话。苏轼整理他的奏议，不是为夸人清廉，是发现北宋的麻烦，他早在一百年前就写过解法。可再好的方子，没人肯照着抓药。
他死在忠州，墓前碑是后人补的，字迹浅。当地志书说他临终前还在改一份水利图，墨没干，人就没了。
那碑至今没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