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灵疗愈师说：“判断一个人小时候有没有被爱过，就看他是不是胆子小，脸皮薄，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胆子小是因为早年经常被惊吓，恐惧感强。脸皮薄是因为早年经常被羞辱，羞耻感比较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是因为早年经常被否定，自卑感比较强。恐惧，羞耻，自卑，是捆住人手脚的三重枷锁。”

他叫林砚生，走了之后，整条巷子里的人才慢慢嚼出味来——那个每天弓着背、走在墙根下、见人就往边上让的瘦老头，原来是个拿过全国美展银奖的画家。他一生没办过个展，没卖过画，临了留下一捆用旧报纸裹着的画稿，每一张都画着同一个人：一个小孩蹲在墙角，用手捂着脸，手指缝里露出一只眼睛，怯怯地往外看。

林砚生小时候是在舅舅家长大的。他三岁那年母亲病故，父亲把他往舅舅家门口一放就走了，舅舅开门时他正蹲在台阶上数蚂蚁。舅母不待见他，饭桌上他的筷子伸得慢一点，菜就被拨走了；伸得快一点，舅母就说“饿死鬼投胎”。

他七岁那年，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舅母陪嫁的瓷碗，舅母没骂他，只是把瓷片扫拢了，搁在他枕头边上，让他“枕着睡，记住了”。那只碗的碎瓷片他后来一直留着，像一枚永远退不回去的押金。

他在那间屋子里长了十六年，学会了三样本事：走路不出声，说话看人脚尖，笑的时候先捂住嘴。学校里的老师说他“内向”，同学说他“怪”，只有美术老师发现他画在草稿纸边角的那些小人，眼睛都画得特别大，像在拼命看清什么东西。

老师在办公室问过他一次“你为什么总画这个姿势的小孩”，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没说话，老师没有再问。

他后来考上了美院，可毕业创作交上去那天，系主任在走廊里遇见他，说了一句“你画里的人物总在躲，你在躲什么”。他站在走廊里怔了很久，那扇窗户没关紧，风从缝里挤进来，吹得他手里的速写本哗哗响，他合上本子说“我不知道”。

之后的四十年他都在躲。躲画展，躲记者，躲同行的聚会，有一次文联给他安排了一个小型个展，开幕那天他只去了半小时，躲在展厅对面的茶馆里隔着玻璃看，看见有人在画前站住，他就赶紧把视线移开。

他画的那些蹲在墙角的小孩，被评论家解读为“对存在困境的敏锐捕捉”，他看了那篇评论，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没有反驳，也没有承认。

他晚年住在城南一条窄巷里，邻居是个在菜市场卖豆腐的女人，姓苏。苏大姐嗓门大，隔三差五端一碗热豆浆给他，搁在门口就走。他起初不肯收，后来不好意思推开，就每天早上把碗洗干净放回她窗台上。

有一年冬天他发烧没起床，苏大姐敲门没人应，叫了锁匠来开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床边的小桌上摆着一张速写纸，纸上画着一双正在把碗放回窗台的手。他后来对苏大姐说“我画了一辈子小孩，最后画了一双手，因为那双手递东西过来的时候没有声音”。

他走之前把那些画稿整理好，用报纸裹成卷，搁在书架顶上，旁边放着一小包东西，打开一看是碎瓷片，一共七片，拼起来勉强是一只碗的形状。女儿把碎瓷片放在画展的入口处，旁边贴着他生前在一张旧日历背面写的一句话——“我花了七十多年才学会一件事，别人递东西给你的时候，你不用先想自己配不配。”

画展开幕那天，苏大姐也来了，站在一幅小孩蹲在墙角的画前面看了很久，然后转头跟旁边的人说：“他说他没有被爱过，可他画里的那些小孩，每一个都在等一只手伸过来。”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画册的扉页上，没有人署名。

人小时候缺的那块东西，长大了会用一生的力气去补，可补的方式不是从别人那里要，是终于有一天你发现，那只手伸过来的时候，你不再往后缩了。

林砚生到走都没能彻底伸直他的腰，可他画了那么多蹲着的小孩，其实是在替他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