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说：
“搞定一个男人，最狠的一招，从来不是贤惠，不是奉献，也不是像他妈一样追着嘘寒问暖——而是，把他晾在那儿，让他心痒，让他猜，让他夜里翻来覆去琢磨你。”

老周，活着的时候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一辈子写情爱，把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翻来覆去写了二十几年，可他自己的婚姻却比任何他笔下的故事都安静。

他走的那年七十一岁，弥留之际拉住他老伴儿的手说了一句让护士都愣住的话：“我这辈子写了几百万字，全是在猜你。”

老周的老伴儿叫秀兰，是他家乡小学老师，长相平淡，话也少，当年他娶她是因为家里催婚，看了一圈觉得她“最省事儿”——不闹腾，不查岗，不追着他问“你爱不爱我”。

婚后他常年在省城写作，有时一周回去一次，有时一个月才露个面，她从来不打电话催，也不问他见了谁、跟谁吃饭。饭桌上他主动提起什么事，她就听着，听完嗯一声，然后该洗碗洗碗，该浇花浇花，没有下文。

这种安静一开始让他很舒服，后来让他有点发毛。有一回他在外面跟一个女编辑喝酒喝到凌晨两点，带着一身酒气回家，想着她肯定会板着脸问“去哪儿了”，可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已经睡了，床头灯给他留着，桌上搁着一杯温水和两片解酒药。

他站在客厅里把那两片解酒药看了很久，觉得那比骂他一顿还让他睡不着。他开始琢磨她是不是根本不在乎他，又琢磨她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才故意不说，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编辑部，女编辑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说没睡好。

真正让他彻底被“晾”住的是三十五岁那年。他出了一本畅销书，签售会上有个女读者当众表达了对他的仰慕，后来还往他单位寄了几封信。

那阵子他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心里隐约希望秀兰能有点反应——哪怕问一句也好，可她什么也没问，他周末回去的时候她照常炒了他爱吃的醋溜白菜，桌上新换了一块碎花桌布。

他咬着筷子尖看着她收拾碗筷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她头也没回说“你想让我问你什么”。他当场被噎住了，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从那以后他开始反过来琢磨她——她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她晾衣服的时候先抖哪一件，她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为什么总把脚搁在茶几右下角那个固定的位置。

他发现自己写了十几年爱情，竟从来没认真看过自己家里这个女人的任何一个动作。某天下午他提前回家，在窗外看见她正坐在阳台上给一盆绿萝剪枯叶子，剪得很慢，每一片枯叶都要捏在指间转一圈再扔进簸箕里。

他在窗外站了五分钟，那五分钟里她一次都没有朝窗外看过，可他知道她一定知道他站在那里——因为她剪叶子的速度忽然慢了下来，像在等他先开口。他始终没有开口，她也没有抬头。

这“晾”了他一辈子，他就这么猜了她一辈子，直到她七年前去世，他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翻她的旧物，在一本夹着鞋样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页纸，上面写着：“你问我为什么不追问，因为我要是追问了，你就不琢磨我了。”

他看着那行字想了很久，最后把本子合上放回原处，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她比我懂爱情。”

人这辈子最怕的从来不是被人追着问，是被人安安静静地放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上，像搁在书架最高处的一本旧书，你知道它在那儿，可你永远够不着，于是你总是抬头看。

那些贤惠、奉献、嘘寒问暖，都是把门打开让人进来坐，而他妻子做的那件事是把窗台上那盆花放在他刚好能看见却摸不到的地方，让他每天路过都要停下来看一眼。

老周走了之后，他那间书房的窗台上还搁着那盆秀兰剪过枯叶的绿萝，已经长得很长了，藤蔓垂下来，风一吹就在窗玻璃上划一下，像有人在玻璃那边伸了一根手指头，没敲，只是贴了一下。

李宗盛写过一句词：“我所有的话，都留在了沉默里。”

可沉默这东西，有时候比所有的话都重，因为它把回答扔给了对方，让对方替你去填那个空白，而人最拼尽全力去猜的那个东西，最后都会变成他愿意花一生去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