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18世纪60年代起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哲学就随着日益成为最高权威的科学技术，成了全人类无可逃避、亦无需逃避的天命。而人类生活的普遍技术化和科学化，也使得西方哲学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知晓。要想了解这一天命，掌握这一天命，就需要直面这一天命，深入学习并把握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根本问题和主要方法。
译者所说的“天命”显然是借用，因为在这里既不符合孔子的原意也不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神学的含义，但大概相当于历史所赋予的“必然性”，既然全人类无可逃避也无需逃避，那么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接受，反正要完全的排斥或者三心二意的接受都是不大明智的。张小勇使用“天命”一词，其实暗示了面对西方哲学不是一种可随意选择或拒绝的“偏好”，而是一种必须承担的思想命运。
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暗合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抑或将西方哲学变成了普世主义呢？我相信译者的本意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我们最好也不要往这个方向去想。但是我们要承认18世纪以来的“势”与“术”—科学革命、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确在西方世界那里并且是由西方主导和推动的，这方面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300年来的巨大变化。
哲学并不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等理论那样直接参与世界变革，但谁又能否认笛卡尔哲学的巨大意义呢！笛卡尔是近现代科学和哲学之父，借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表述，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评价笛卡尔的影响的。
现在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即使没有外力的推动也迟早会发生的，（吴钩《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否定停滞说和超稳定结构说），这种“内生说”显然是在给中国式现代化找论据和进行论证，但如果没有近代科学与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非西方世界能否依靠自身的文化基因独立实现现代化，至今是没有看到实证的。
其实我还想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哲学概念，中国的哲学史是不大可能编写出来的。我收藏了十几种《中国哲学史》，没有看到一部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纯粹地使用本土哲学概念架构与阐述的。您说这是天命还是宿命？
—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