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部队进山抓土匪头子潘治平，一名战士回忆：下山时遇到的就是他。

不少参与1950年深秋都贵麻合围剿匪的老战士，晚年总会提起一段惊险往事。

当年武工队搜山结束下山，路上撞见一名裹青布头巾、腰挎柴刀的樵夫。两人对视几秒，各自分开赶路，没人起疑心。

直到两支搜山队伍汇合核对情报，全队战士瞬间惊出冷汗。
“刚才那个樵夫，就是我们找了二十多天的匪首潘治平！”

这次擦肩而过的意外，是整场剿匪战最关键的转折，一切要从当地匪乱说起。

1949年底贵州全境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按潜伏计划，收拢散兵、旧乡保、惯匪组建反共武装。都匀、贵定、麻江交界的都贵麻，成了匪患重灾区。

潘治平原是德化乡副乡长，熟悉整片山区山洞小路。解放前夕，他收拢上千匪徒，自封“都贵麻反共集团军”司令，任用旧职员杨时雨做参谋长，罗有亮等人分任团长，搭建完整匪帮体系。

半年时间，匪部血债累累。他们伏击下乡干部，乡长杨东瞻与七名工作人员全部遇害，三次劫掠烧毁杨柳街商铺，沿路物资车辆频繁遭抢。百姓不敢出门劳作，基层工作完全停滞。群众多次向驻军求助，部队遵照西南军区指令，启动大规模铁壁合围清剿。

1950年10月，谷蒙大江周边山区全线封锁，山间要道、村寨全部布兵值守，彻底切断土匪下山补给通道。

山中匪众粮草耗尽，大批底层匪徒趁夜投降。只有潘治平带着杨时雨和几名亲信，躲在岔河、大底坡山洞死守，只敢深夜外出寻食。

指挥部定下擒贼先擒王的方案，抽调连队骨干组成武工队，集中力量追踪匪首。

一连武工队率先突破，在牛滚凼山坳泥坑抓获匪团长罗有亮。饿到无力说话的罗有亮吃下热稀饭，主动交代线索。
“潘治平和杨时雨轮换躲在大底坡、岔河山洞，我不清楚他们当日位置。”

指导员宋传让拿到情报，连夜敲定潜伏诱捕计划。

次日凌晨，武工队进驻山间废弃牛棚，生火煮野菜稀饭，伪装救济百姓，等候匪首现身。

潜伏第三日傍晚，消瘦男子走进牛棚，开口讨要食物。
“长官，我躲山洞几日没进食，听闻大军接济百姓，特意过来讨一口吃的。”

宋传让观察发现，此人谈吐斯文，进门先扫视棚内，根本不像普通樵夫。他不动声色递过半块窝窝头。

本地协助剿匪的青年悄悄拉过宋传让低声提醒：“指导员，这人是杨时雨，我认得他下巴的痦子。”

宋传让当即高声喊话：“杨时雨，不用伪装，你的身份已经查清。”

杨时雨手中窝头落地，跪地不停磕头。
“我认罪，愿意配合抓捕立功，只求宽大处理。”

战士当场搜出短枪、匪首专用黄呢大衣。杨时雨为争取从轻处置，主动交代潘治平的伪装特征：常年扮樵夫，柴刀刀柄缠红布条是独有标记。

宋传让立刻带队连夜赶往岔河，天亮时遇上另一支武工队。

对方队员连忙告知：“我们刚从大底坡下山，路上碰到一名带柴刀的樵夫。”

一名战士立刻反应过来：“是潘治平！红布条刀柄不会错！”

两队立刻分兵包抄，堵死所有下山通道。

潘治平听见身后脚步声，不敢奔跑，只能强行稳住步伐往前走。刚到坡顶，宋传让带人迎面拦路。
“老乡，这么早进山砍柴？”

潘治平慌忙低头应答：“家里缺柴，只能一早进山。”

“把你腰间柴刀拿出来我看一看。”

此话一出，潘治平面色惨白，下意识遮挡刀柄。宋传让沉声喊话。
“潘治平，不用伪装，立刻束手就擒。”

潘治平依旧狡辩：“长官认错人，我只是普通樵夫。”

“杨时雨已经全部招供，所有罪行记录完整。”

宋传让侧身让出身后的杨时雨，潘治平见状浑身脱力，还在强行争辩。战士上前将他牢牢捆绑。

宋传让逐条列举他犯下的血案，面对确凿证据，潘治平再也无法辩驳。

10月28日，谷蒙大江河滩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受害群众到场控诉。百姓李英才站上高台，声音不停颤抖。
“我家三名亲人遭匪杀害，房屋烧毁，苦熬半年，总算等到恶人落网。”

军事法庭当庭宣判，潘治平、杨时雨、罗有亮、欧德清四名主匪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场历时二十余天的合围战役，共歼匪六千余人，上千名匪众、上百名大小匪首全部落网，盘踞当地的匪患彻底根除。

次年开春，李英才在烧毁的老屋地基上搭起棚屋，开垦菜地谋生。时常坐在田边的他，偶尔低声感慨一句老天爷有眼。

山区这份安稳日子，是当年解放军战士翻山搜捕、日夜坚守，用辛苦与危险，替当地百姓换来的长久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