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消息传到重庆，一个胖大男人拎着酒瓶冲到街上大喝，拿根手杖挑顶帽子乱舞，见人就拥抱亲吻，熟人上来就砸一拳，又叫又跑直到喊不动了才回去睡觉。
 
 
这位北大代理校长在那一天彻底疯了，疯的是压抑了整整十四年的恨。
 
 
 
 
傅斯年恨日本不是天生的。
 
 
 
五四那会儿他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是把日本当样板来学的。
 
 
 
白话文运动、新文学革命，明治维新的路子是他们参照过的。
 
 
 
1931年九一八之后事情变了，傅斯年把经史子集全扔一边，成了一个专职写对日文章的人。
 
 
 
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上连篇累牍地发文章，不再叫“日本”两个字，改用“倭人”、“倭寇”。
 
 
 
1932年他写过一段今天读来依然扎眼的分析，说中日问题绝无和平解决的指望，所谓和谈就是做梦，要想“和”得答应日本四个条件：承认伪满洲国，送上热河滦东，在华北弄一个日本控制的政府，全国不准排倭还得帮着推销日货，再加取消爱国主义教育。
 
 
 
他把账一算说这四条加一块等于把整个民国都奉送了。
 
 
 
既然和的代价是亡国，剩下的路就只有一条，排除所有顾忌，以必死的决心抵抗。
 
 
 
 
作为历史学者他看得比一般人透。
 
 
 
他知道中国军队打不过日本，但他算清了另一件事：中国的力量在几亿农民的潜力，不在大城市掌权的人，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就死。
 
 
 
1939年他写《地利与胜利》，判断日本人拿代价换交通枢纽的策略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速胜，拖得越久越要输，他预估至少还得打三年，到时候中国必偕英美以全胜。
 
 
 
 
有意思的是在对日问题上他跟他最好的朋友胡适翻过脸。
 
 
 
胡适主和，想依靠国联依靠国际公义。
 
 
 
傅斯年不信这套，李顿调查团报告出来，胡适主张接受，傅斯年就守着民族主义那条线不放。
 
 
 
1935年胡适发了篇《保卫华北的重要》，口气软，傅斯年看了火冒三丈，公开说要退出《独立评论》，跟胡适割袍断义，要不是丁文江在中间拦着，这对民国文化圈最著名的师徒关系当场就得断。
 
 
 
 
他反日不光写文章，手上真有活儿。
 
 
 
1931年东北丢了以后，日本御用文人抛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说法，给侵略找学术理据。
 
 
 
傅斯年拉着一帮史学界的人赶出《东北史纲》，用文献和考古证据钉死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盘，等于是拿史学家刀口顶住了日本人的学术屠刀。
 
 
 
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凡在日伪时期出任伪北大教员的一个人不要，直言汉贼不两立。
 
 
 
古文字学家容庚拿着万言书来求情，傅斯年当场拍桌子骂，让人架出去。
 
 
 
 
最能看出他那股恨意的细节是给儿子取的名。
 
 
 
他儿子生在东北沦陷之后，按家族辈分该排“乐”字，他硬是改成“仁轨”，取的是唐代刘仁轨的名，那人在白江口全歼过日军。
 
 
 
他亲手给儿子写文天祥《正气歌》，嘱咐每天背几行，说做人的道理从这儿立基，看不开生死就脱不开那层东西。
 
 
 
 
1940年他写《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断了一句很冷的话：上海打起来的时候日本说绝不侵华南，转眼就拿厦门试探，接着在广东登陆，一步步陷进进退两难的泥坑，这种国家要是不在军事上挨一次致命揍，侵略就收不住。
 
 
 
这话搁现在看，照样说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