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反华排毕的急先锋就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几十万华人都含恨而死，其手段恶毒世所罕见，这笔账中国人民永不忘记！就整个世界而言，当年美国排华事件及俄国歧待华商经过比之亦相形见绌，海外遭难华人肇始于美，恶重于印尼与越，历史的天空曾经的阴霾不可不察，定下了后期的国家关系基调！
1978年前后，中越边境和南海港口同时出现一股逃难潮。有人拖着行李走向中国，有人把家产换成一张船票，挤上不知道能否靠岸的木船。
许多家庭前一天还有店铺和住房，几天之后，手里只剩证件、衣服和孩子。这不是普通的人口迁移。
越南统一后推进工商业改造，南方私营商户受到全面整顿，胡志明市堤岸一带的华人商业区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店铺被关闭，资产被接管，一些家庭被安排前往“新经济区”，多年积累的生活基础突然断裂。
更危险的变化，是华人身份被卷入中越关系恶化。到了1978年，边境气氛日益紧张，许多人被要求反复说明国籍和政治立场。
北方华人不断越境进入中国，南方不少人转而从海上离开。到1979年前后，经陆路来到中国的华人已达数十万，海上外流规模同样庞大。
海路比陆路更加凶险。船只拥挤、淡水不足、发动机故障，途中还可能遇到风暴和海盗。
有的人被香港或东南亚地区临时收容，有的人后来去了欧美，也有人从此失去消息。“船民”只是两个字，落在一个家庭身上，却可能意味着亲人分散几十年。
越南华人的遭遇并非孤立事件。往前十多年看，印度尼西亚已经出现类似的危险轨迹：先把某个族群同政治嫌疑捆在一起，再限制其语言和文化，最后在社会危机中把怒火引向他们。
1965年印尼政局剧烈动荡，随后发生全国性大清洗，死亡人数达到数十万。受害者来自多个群体，不能全部算作华人，但华人常因经商背景、族群身份以及所谓“亲华”嫌疑受到额外冲击。
部分地区还发生针对华人社区的搜捕、驱逐和财产侵害。苏哈托掌权后，公开暴力逐渐变成长期同化。
1967年以后，华文学校大批关闭，华文报刊和公开使用汉字受到限制，春节等传统活动也难以公开举行。许多华人改用印尼姓名，年轻一代不会读写中文，家族记忆在一纸纸规定中被慢慢切断。
这种压抑延续了三十多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物价飞涨、失业增加，长期积累的政治矛盾集中爆发。
5月，雅加达、梭罗等地发生严重骚乱，华人商店和住宅成为重点攻击目标，不少家庭连夜逃往机场或躲进相对安全的区域。那场骚乱造成上千人死亡，许多人困在被纵火的建筑中。
与此同时，针对华裔女性的性暴力案件被政府联合调查组记录下来。死亡人数、受害者族群比例和部分案件细节后来不断出现争议，但抢掠、焚烧、性暴力和大规模逃离本身，不容抹去。
再把时间往前推，美国的排华制度出现得更早。十九世纪后半叶，华工参与修铁路、采矿和城市建设，却在经济不景气时被说成抢走工作。
1871年洛杉矶发生排华暴力，18名华人遇害；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把族群歧视直接写进移民制度。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镇又发生惨案，28名华工被杀，华人住宅被烧，幸存者被迫逃离。
此后一些美国西部城市还出现有组织的驱逐行动。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才被废除，但当时给中国人的年度移民配额仍只有105个。
沙俄远东的手段则更直接，1900年，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一带的中国居民遭到驱赶。大批人被逼向黑龙江，途中遭枪击、殴打或溺亡，死者以数千计。
幸存者失去的不只是财物，还有祖辈生活的土地和返回故乡的权利。四段历史放在一起，答案逐渐清楚：华人受难常发生在经济危机、政权更替或国家关系恶化之时。
商人被说成垄断财富，保留文化被怀疑不忠，与祖籍国有联系又被当成外部威胁。标签一旦进入法律和行政，街头暴力往往只是最后一步。
后来，印尼开始撤销歧视性规定。哈比比时期停止在官方政策中区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瓦希德政府解除多项华人文化禁令，春节随后成为全国性节日。
中印尼关系于1990年恢复正常，中越关系也在1991年实现正常化。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同印尼、越南的经贸和人员往来逐步恢复，铁路、口岸和产业合作不断增加。
这是现实利益，也是地区稳定的需要。但国家关系向前走，不代表旧事可以从记忆中删除。
越是合作，越应该懂得尊重彼此的历史感受。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某一次骚乱，而是骚乱发生前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把一个族群统一贴上标签，限制他们的语言，怀疑他们的忠诚，再把社会困境算到他们头上。
记住历史，不是把今天的普通外国民众当成敌人，而是防止偏见再次穿上法律和政策的外衣。合作可以继续，伤口也可以慢慢修复，但事实不能含糊，受害者不能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