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感慨说：
现在都人间清醒了，钱越来越难赚了，嫖娼的少了，开房的也少了，渣女要搞点钱花，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实体经济都不景气，该不消费的就不消费了，能节省的就节省了，有些人都不愿意结婚了，更别提要孩子了，已经结婚生子的，给奖励也不生了，什么原因也都清楚。这不是消极躺平，而是成年人的人间清醒。

老周走的时候六十七岁，灵堂设在老城区的殡仪馆，来吊唁的人不多，但个个都坐了许久。

他生前是小城化工厂的车间主任，退下来之后住在厂家属区那套六十平米的老房子里，日子过得平淡如水，可他走之前那个冬天写下的一句话被儿子裱起来挂在客厅：“我这辈子最清醒的时候，是钱最难赚的那几年。”

老周年轻时其实赶上过好时候。九十年代厂里效益好，奖金发到手软，他带着工友下班后去街口吃宵夜，一桌人喝到凌晨两点是常事。

那时候他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有钱就花，有酒就喝，厂子不倒他就不愁。可二〇〇八年之后，化工厂的订单一年比一年少，先是停发了季度奖，后来连工资都开始拖着发。

工友老赵跑来跟他说“要不咱们去南方闯闯”，他蹲在车间门口抽了半根烟说“不去了，这炉子烧了二十年，我走了谁看着它降温”。老赵自己走了，后来据说在东莞开了一家小五金厂，老周再没跟他联系过。

真正让他开始“清醒”的是厂子宣布倒闭的那天。

清算组在食堂开大会，厂长说“该发的补偿金一分不会少”，底下的人都在算自己能拿多少，只有老周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墙上的劳模照片发呆，那张照片是他三十五岁那年拍的，那时候他头发还是黑的，胸前别着大红花，笑得露出八颗牙。

他后来跟他儿子说：“那天我不是舍不得厂子，是忽然发现我这辈子除了看炉子，好像没学过怎么跟别的东西打交道。”

退休之后他开始记账。他原来从不记账的，觉得“钱是拿来花的又不是拿来数的”，可那几年他每一笔开销都写在挂历背面，从买白菜的三块五到换灯泡的十二块，一笔不落。

儿子有一次回来看见那面墙，问他“爸你是不是钱不够花了”，他正在修那把用了二十年的旧电风扇，头也没抬说：“够，就是想把每一笔都看清楚，看清楚了就不慌了。”

那年冬天他修好了四把旧风扇、三台收音机、两辆自行车，全是邻居不要的，他拆开擦洗干净再装好，用起来跟新的差不多。邻居说“老周你修东西比卖的还结实”，他笑着说“因为我不赶工”。

他后来成了这条街上最会修东西的人，有人拿电饭煲来他说“换根保险丝就行”，有人拿台灯来他说“线头松了紧一下”，没人知道他年轻时连螺丝刀正反都分不清。

儿子有一天问他“你天天修这些旧东西不累吗”，他正用砂纸打磨一把生锈的剪刀，说“累什么，看着它们又能用了比什么都踏实”。

他走前半个月，把那把磨好的剪刀擦干净放在窗台上，旁边搁了一张纸条：“这把剪刀剪铁皮可能不行，但剪布料绝对利索。”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没钱花，是忽然发现钱不能替你解决所有事情之后，你还得学会跟那些“不值钱”的东西重新相处。

老周那几年修过的电器加起来可能卖不出两百块，可他学会了一件事——当你开始认真对待每一件旧物、每一笔开销、每一个修修补补的下午，你就从“等钱来”的人变成了“跟日子过”的人。

他走的那个冬天，窗台上那把剪刀被邻居拿走用了一年，剪过鞋样、开过快递、裁过日历纸，前两天有人路过看见它还在用，刃口依然利索，像一页没有写完的账本，还在替人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