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白求恩，着重宜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很多人却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救助中国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间土屋里，一位加拿大医生走到生命尽头。伤口感染已夺去他的力气，可他仍惦记药品、伤员和卫生工作。一个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何把中国人的伤口看得比自己的伤口还重？若只用“高尚”二字作答，就像看完菜单没尝菜，方向没错，滋味却少了一半。
白求恩一八九〇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父亲是牧师，祖父从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过担架员，亲眼见过炮火怎样把活人变成伤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患上肺结核，主动接受人工气胸治疗后康复。死神在门口敲过一次门，使他更明白生命的分量。
康复后，他成长为胸外科医生，参与改进医疗器械，也获得专业声誉。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接触到大量贫困患者，开设免费诊所，主张公共医疗保障。手术刀可以切除病灶，却切不掉穷人看不起病的门槛，这让他逐渐把医学视为公共责任，而不只是谋生手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共产主义信仰使他认定，疾病、贫困和社会不公并非毫无关联。医生若只等付得起钱的人进门，医术再高，也难免显得腿脚不够勤快。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前往反法西斯一线，组织流动输血服务，把血液送到更靠近伤员的地方。他看见平民逃难和城市遭到轰炸，更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侵略不是某个国家独自承受的灾难。今天围观别人流血，明天战火便可能敲响自家房门。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人民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求恩了解到中国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抵抗侵略，也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急缺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
一九三八年一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援华医疗队启程来华。组织提供了通道，真正推动他跨越大洋的，则是反法西斯立场、共产主义信仰和医生对生命的责任。
来到中国后，白求恩先经武汉前往延安，随后主动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没有把自己摆成等人端茶的“洋专家”，而是很快钻进战地医院。那里缺药、缺器械、缺受过训练的人员，唯一不缺的是伤员。
他参与建设战地医疗设施，编写教材，教授急救、卫生和基础外科知识，还改进适合游击战环境的便携医疗装备。模范医院遭到敌人破坏后，他没有守着废墟叹气，而是推动医疗队更加机动。
因为他明白，一个外国医生再能干，也只有两只手。把技术教给中国医护人员，才能留下许多双不会随他离开的手。救活一名伤员固然重要，培养一支能够继续救人的队伍，更是给根据地留下了一把不会生锈的手术刀。
白求恩救助中国人，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他把中国抗战视为人类反法西斯事业的前线，把八路军伤员当作共同事业中的战友。
中国军民在物资匮乏中依靠群众、组织救护、坚持抗战，更使他确认自己的选择没有走错。中国人民靠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正义力量的尊重和支援，而不是靠等待别人发善心。
一九三九年秋，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割伤，感染发展为败血症，于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唐县逝世，年仅四十九岁。
后来，《纪念白求恩》使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广为传颂。但真正让这个名字穿越岁月的，不是几句响亮评价，而是他把手术台当作阵地，把信仰落实为一次次救治和教学。
白求恩并非没有棱角。他性格急、要求高，有时不太会给人留台阶。可英雄不必是没有脾气的瓷器，关键在于能力为谁使用。他对马虎严厉，对伤员负责，对侵略者态度鲜明，这种“不好说话”反而比漂亮话可靠。
截至二〇二六年六月，中国多地仍通过纪念活动、旧址保护和医学公益行动传承白求恩精神。二〇二五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中加有关机构举行多场纪念活动。
加拿大白求恩故居国家历史遗址也继续向公众介绍他作为战地外科医生、医学创新者和公共医疗倡导者的一生。他早已不只是历史课本里的外国名字，也成为中加人民友谊和国际人道主义的一座桥梁。
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因为他相信，生命不按国籍标价，正义也不能隔岸排队。患病经历让他懂得病痛，医学实践让他看见贫困，共产主义信仰让他站在被侵略者一边，西班牙战场又让他认清反法西斯斗争的世界意义。这些力量汇在一起，最终把他送到中国。
中国人民长久纪念白求恩，并不是要把他塑造成毫无缺点的瓷像，而是珍惜那种跨越国界、站在正义一边的真诚。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决定他为谁奋斗。
真正重要的是，黑暗逼近时，他选择举灯还是关窗。白求恩举起的是手术灯，也照见了一个朴素道理：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必然会得到世界进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