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坚决，态度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但这场改变了红军命运的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不容易。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陈云长征过贵州）

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一栋二层小楼里，二十来个人围着一张长条木桌坐下。

墙角煤油灯的光晃晃悠悠，把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灯芯偶尔爆个灯花，啪的一声响。

屋外是冬天，冷风从门缝往里灌，但屋里的人顾不上这些。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八万多人，湘江一战打完只剩下三万.

棉衣破了没人补，粮食断了只能啃树皮，有的战士脚上连双完整的鞋都没有，用破布缠着走路。

后面是蒋介石的追兵，前面是乌江天险，这支队伍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主持会议的是博古，戴副眼镜，讲话斯文。

他先说了一通，意思是红军吃亏主要怪敌人太强，兵力多、武器好.

至于指挥上有没有毛病，他没怎么提。

他说完，周恩来站起来接过话头，态度不一样，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有失误，也说李德的打法需要改。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主张硬碰硬的阵地战。

可红军那点家底，跟国民党拼阵地无异于拿鸡蛋撞石头，湘江一战就是血的教训。

接着张闻天拿出一份稿子念了起来。

这份稿子是头天晚上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准备的。

把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一条条摆出来，从广昌战役到湘江突围，批得干干净净。

然后毛泽东说话了。

他那段时间在党内不算核心人物，被晾在一边好一阵子，但对打仗这事他有自己的底牌。

他从井冈山打到瑞金，胜仗打了不少。

他不扯远的，就抓住几个要害说，第五次反围剿输在哪？

不是敌人太强，是打法错了。

红军擅长的是运动战、游击战，非要拿去拼阵地，等于用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

湘江死那么多人，说到底是指挥的问题。

这话一出口，在场很多人心里都点头。

王稼祥先表态支持，说该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朱德也发了话，说毛泽东带兵那几年红军越打越大，换了打法就越打越弱，问题出在哪很清楚。

眼看风向一边倒了，有个人站了起来，说不同意。

这人叫凯丰，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共青团中央书记。

他年轻，说话直，当场表示不认同毛泽东的看法，觉得毛泽东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全局，而且对毛泽东批评博古的方式有意见。

话一出口，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钟，连煤油灯的噼啪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没退缩，坚持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

李德当然也反对，坐在角落里脸色铁青，通过翻译听着会上的动静。

他替自己辩解，说失败的原因很多，不能全怪指挥。

可他在红军里的威信早就跌到了谷底，基层官兵都知道他的打法不行，他的话没人愿意当真。

会开了三天。

头一天博古报告，第二天毛泽东的分析占了上风，第三天表决。

多数人同意调整军事指挥权，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指挥权，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管军事。

凯丰和李德投了反对票，但少数服从多数，决议通过。

会后陈云把会议过程记了下来。

他做事细，知道这份记录要紧，不光要给党内看，还得向共产国际汇报。

没多久他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先到上海，再转到莫斯科，把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报了上去。

决议传达下去以后，红军的打法马上就变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毛泽东的军事意见占了主导，四渡赤水就是典型的例子。

蒋介石调了几十万兵围追堵截，红军在山里灵活穿插，忽东忽西，把追兵甩得晕头转向。

部队士气也回来了，战士们发现现在的打法不一样了，该打就打，该走就走，伤亡小了，效果反而好了。

凯丰后来也慢慢转了弯。

他在遵义投了反对票，但不代表他永远站在对立面。

看到毛泽东的指挥确实管用，红军一步步走出困境，他的想法也在变。

到了1937年，他还为抗日军政大学写了校歌。

从反对到支持，不是一夜之间变的，是在战场上一点一点看明白的。

八十多年过去，遵义那栋小楼还在，里面的桌椅煤油灯也基本是老样子。

每年很多人去看，站在那盏灯前面，想当年那二十来个人围坐在一起的样子。

他们吵过、拍过桌子、投过反对票，但目标都一样，让红军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