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3日，“清华四子”之一的诗人朱湘给妻子买了她爱吃的糖，妻子吃了之后故意说“不甜”。没想到第二天，朱湘就跳海自杀了。

1933年的上海冬天，风裹着江潮的冷意，往骨头缝里钻。

弄堂口的糖摊支着破布棚，饴糖黄澄澄的。

朱湘站在棚前，手心攥着两枚铜子。

那是他身上最后一点闲钱。

他递出铜子，称两块饴糖。

声音轻得被风刮碎。

摊主用油纸包好递来，他赶紧揣进怀里贴身放着。

怕凉了。

刘霓君爱吃这个。

从前他在安徽大学当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每周都买。

刘霓君总说，这糖甜得能化进心里。

现在不行了。

他们住最便宜的亭子间，漏风漏雨。

刘霓君在缝纫厂做工，一天踩十二小时缝纫机，手指扎满针孔。

她再也没提过想吃糖。

朱湘攥着怀里的糖往回走。

他已经三天没正经吃饭。

早上一碗凉水，中午半块硬窝头，还是刘霓君从厂里带回来的。

推开亭子间的门，刘霓君正就着煤油灯补袜子。

灯芯挑得极小，昏黄的光映出她眼角的细纹。

她才二十四岁。

看见他进来，她没抬头。

去哪了。

没去哪。

他把油纸包放在桌上。

给你买的。

刘霓君的手顿了一下。

你哪来的钱。

不用你管。

他把糖往她跟前推了推。

吃吧，还热乎。

刘霓君拆开油纸，甜香漫在狭小的屋里。

她捏起一块，咬了一小口。

甜吗。

朱湘盯着她，问得小心翼翼。

刘霓君嚼了两下，咽下去。

不甜。

她说，声音淡得像凉水。

朱湘脸上那点微光，一下子灭了。

他慢慢转过身，走到窗边背对着她。

他站了很久，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刘霓君没看见。

她低头补袜子，针脚扎得又密又狠。

她不是真觉得糖不甜。

她是心里苦。

三个月前，他们的小儿子死了。

生下来没奶水，买不起奶粉，哭了七天七夜，断了气。

刘霓君抱着孩子哭到晕厥，醒了就跟他吵。

骂他没用，抱着诗稿当饭吃，连孩子都养不活。

他没还嘴。

低着头站在边上，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他十六岁进清华，是“清华四子”之一。

新月派的亮眼诗人，留洋哥伦比亚，二十六岁就做了系主任。

人人都羡他少年得志。

可他性子太傲，得罪了大半文坛，路越走越窄。

到最后，连份糊口的差事都找不到。

那天夜里，煤油灯亮到后半夜。

朱湘坐在桌边翻《草莽集》。

书页卷了边，封皮磨得发白。

他翻一页，停很久。

刘霓君躺在床上，背对着他，没睡着。

两个人都没说话。

只有风刮着窗户纸，哗哗地响。

天没亮，朱湘就起了床。

他把夹袍叠好放进旧皮箱。

剩下的那块饴糖，揣进内袋。

他没叫醒刘霓君。

站在床边看了她很久，轻轻带上门，走了。

他去了码头，买了吉和轮的三等舱票，往南京去。

听说南京有朋友能帮他找份教书的活。

其实他自己也不信。

他只是没地方可去了。

船是四号下午开的。

江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

朱湘靠在船尾栏杆上，攥着一瓶廉价白酒。

那是他最后一点零钱。

他一口一口喝，低声念诗。

没人听得懂，也没人在意。

船在江上走了一夜。

五号清晨，天刚蒙蒙亮。

江面上飘着薄雾。

朱湘喝光了最后一口酒。

他摸了摸内袋里的饴糖。

糖还在，硬邦邦的。

他转过身，面朝江水，双手扶住栏杆。

栏杆刚到腰际。

他轻轻一撑，翻了过去。

动作轻得像跨一道门槛。

落水声很小，噗通一声，被江风盖了过去。

有人喊，有人跳江了。

船上乱作一团。

水手捞了半个钟头，什么都没捞着。

江水又浑又冷，人掉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

甲板上只剩他的旧皮箱和夹袍。

夹袍口袋里有封短信，写着刘霓君的地址和名字。

信送到缝纫厂时，刘霓君正在踩缝纫机。

针一下子扎穿食指，血珠滴在白布上。

她拆开信，看完。

纸页从手里滑下去，飘在地上。

她没哭，直愣愣坐着。

坐到天黑，车间灯全灭了。

她才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号。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她后来才知道，三号那天，买糖的钱是他的饭钱。

他是来告别的。

那句“不甜”，是他这辈子听到的最后一句关于甜的话。

再后来，刘霓君把孩子托付给亲戚，削发为尼。

她活到1974年。

一辈子没再吃过饴糖，也没再提过朱湘。

没人知道她会不会想起那块糖。

会不会后悔，那天说了那句“不甜”。

世人都说朱湘死于穷困，死于孤傲。

其实他只是走到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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