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后，张发奎和他的部下都意志消沉，对反蒋已经不抱希望。吴奇伟曾问张发奎说：“蒋介石打不倒，而共产党逐渐壮大，将来中国的政权，你愿意给蒋介石呢？还是是给共产党？”
1930年冬，张发奎从湖南一路退回广西。队伍越走越少，过去那支名声很响的第四军，已经被打得只剩一副空架子。
军官们不再谈如何反攻，士兵关心的是还有没有饭吃、枪能不能补齐。此前几次反蒋，张发奎靠的是旧部和声望；中原大战一败，这两样东西也撑不起局面了。

这个打击比一次普通败仗更重。如今兵员不足、补给断续，外面又没有可靠援军，继续反蒋只会把最后一点家底耗光。
张发奎没有公开认输，可身边人已经看出，他再也拿不出一套能够翻盘的办法。正是在这种低落的时候，吴奇伟向他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蒋介石一时打不倒，共产党又在发展，将来中国的政权到底该交给谁？
张发奎的回答仍带着旧有立场，他说愿意选择蒋介石，因为对方毕竟还在国民党体系内，也许还能实行三民主义。吴奇伟没有顺着这个答案停下，而是把问题推到了民族存亡上。
他又问，假如日本大举侵华，蒋介石无力承担抗战责任，是把中国交给日本人，还是交给共产党？张发奎马上改变语气，说宁愿选择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绝不能去做日本人的亡国奴。
这段对话后来由张发奎身边人员回忆下来。它之所以被人反复提起，并不是因为两个人当场决定了什么，而是因为话里划出了一条界线：国内各派可以争，可以有成败，也可以有旧怨；可外敌要吞并中国时，谁还站在民族一边，谁才有资格谈中国的前途。
谈话之后，第四军并没有立刻恢复成一支强大的部队。1930年年底，残部被缩编为第十二师，吴奇伟任师长。
1931年两广再次反蒋，张发奎部重新使用第四军番号，但真正能拉出来的主力仍是第十二师。所谓“一个军”，很大程度上只是保住了旧招牌，兵力和装备都远不如从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变了。日本侵略加深，继续内斗越来越不得人心。
张发奎以北上抗日为名，率部离开广西，进入湖南。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时间点：1931年是在两广方面恢复第四军番号；到1932年2月9日，南京方面才正式重新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
与此同时，第十二师改称第九十师，吴奇伟继续担任师长。到了1932年8月30日，张发奎辞去第四军军长职务，吴奇伟接任，并兼任第九十师师长。
从这一天起，第四军不再只是依靠张发奎个人威望维系的队伍，而是逐步进入统一的军事编制。在当时，番号不只是一个名字。
它关系到军饷、武器、补员，也关系到部队能不能继续存在。张发奎接受重新编制，等于承认过去那种依靠地方联盟反复起兵的路已经走窄了。
对部下来说，这也是一次现实选择：先让队伍活下来，再等待真正需要他们的战场。这一步对张发奎来说并不轻松。
他保住了第四军的名号，却失去了独立行动的空间。过去，他可以依靠派系关系决定进退；此后，部队的调动、补充和作战都要服从统一安排。
中原大战的失败，实际上结束了他凭借一支旧部反复争夺局面的可能。但第四军并没有因此消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吴奇伟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上海近郊与日军激战。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吴奇伟指挥多个军参加万家岭方向作战，第四军也投入战斗。
曾经从广西败退、几乎散掉的队伍，终于把枪口真正对准了侵略者。这时再看当年的问答，意义就更清楚了。
吴奇伟问的不是一句场面话，而是在追问军队究竟为谁而战。若只是为了某个派系，失败一次，部队就可能散；若为了国家和百姓，哪怕番号几经变动，仍能在民族危急时重新找到位置。
两个人后来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张发奎在抗战时期参加淞沪、武汉以及华南地区的作战，1945年又在广州主持日军受降。吴奇伟抗战后经历了新的政治变化，1949年5月在广东东江地区参加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吴奇伟当年追问“交给谁”，十九年后，他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最终回答。这个选择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观察后的结果。
国内局势、抗战经历以及人民力量的变化，都让他重新判断中国应当走向哪里。那场谈话像一根暗线，从1930年的败军营地，一直延伸到1949年的历史转折。
这段往事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张发奎一时的情绪，也不是第四军的番号几次更换，而是军人在大变局中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个人听命于谁，军队为了谁，国家危难时又站在哪一边。中原大战让他们看见派系争斗的尽头，抗日战争让他们明白民族立场的分量，后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则把当年的假设变成了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