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真正锁定的不是美日,而是岛内推动“台独”的关键人物
日前,国台办再次把话说得很明确:民进党只有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才有改善空间。值得注意的不是这句话有多重,而是它已经和名单惩戒、司法追责、经济限制以及海上行动连在了一起。
这意味着,大陆处理“台独”问题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更多是划红线、发警告,如今则强调谁推动、谁组织、谁获利,责任就落到谁身上。
重点不再只是回应某一次挑衅,而是建立一套能够长期运行的追责办法。
回顾2026年1月7日,大陆把刘世芳、郑英耀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同时将陈舒怡列为“台独”打手帮凶。截至当时,公开名单共有14名“台独”顽固分子和12名打手帮凶,共计26人。大陆同时强调,惩戒针对的是极少数分裂分子,并非广大台湾同胞。
名单只是表面,真正有分量的是背后的法律安排。2024年,两高三部发布相关司法意见,对组织、策划和推动“法理台独”“倚外谋独”“以武谋独”等行为划出界线。与境外机构或个人勾连的,可以依法从重处罚;符合条件的案件,还可以适用缺席审判。
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美国不断售台武器,日本等国也时常在台湾问题上制造动静,为什么大陆仍把主要压力放在岛内“台独”势力身上?
原因并不复杂。外部势力可以递来武器、安排政客接触,也可以发表支持性言论,但这些动作要转化成台海风险,仍需要岛内有人主动接手,再把外部支持包装成推动分裂的底气。外部力量是推手,岛内分裂势力则是直接操作的人。
这并不代表美国没有受到反制。美国宣布总额111.0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后,中方对20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换句话说,大陆实际上走的是两条线:对外部干涉者增加成本,对岛内推动分裂的人追究直接责任。
这种安排比简单地“找一个对象出气”更有针对性。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之间还存在经贸、安全和全球事务等多重联系。台湾问题虽然是中美关系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大陆不可能只靠一次对抗解决所有矛盾。
岛内情况则不同。“台独”势力的政治活动、资金来源、关联企业以及具体人员更加清楚,对其进行精准限制,既能压缩活动空间,也能减少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影响。这也是名单和司法追责不断细化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仍在增加。按照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公布的口径,2026年度防务相关支出达到9495亿元新台币,占地区生产总值3.32%。5月8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采购额度;6月18日,行政机构又提出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载具采购草案。
其中,无人载具计划包括大量监视型和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无人艇。岛内一些人把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作战经验直接搬到台海,希望用数量弥补力量差距。但台海的地理条件、作战环境和后勤体系并不相同,照搬别人的战争经验,并不能自动得到相同结果。
武器采购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签下合同不等于马上形成战斗力。装备需要生产,人员需要训练,弹药需要储备,不同系统之间还要完成连接。外部军售首先是一笔交易,更不是危机发生后自动出兵的保证。
台海压力也在向新的方向延伸。台湾地区防务部门7月1日公开提到,大陆海警今年6月曾派出编队前往台湾岛东部海域。大陆方面则表示,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双方立场不同,但都说明台海较量已经不再局限于海峡中线附近。
名单负责锁定个人,司法文件负责明确责任,经济措施限制有关人员和机构获利,海空行动则展示现实应对能力。这些手段结合起来,形成的压力比一次演习或一轮口头争论更加持久。
我认为,这套做法的核心,不是在美国、日本和岛内势力之间选出一个“最该收拾的对象”,而是分清责任顺序。外部势力利用台海牟取战略和军售利益,需要承担相应代价;岛内少数人主动迎合、推动分裂,更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在我看来,精准区分“台独”顽固分子与广大台湾同胞十分重要。真正有效的反“独”,既要让冒险者知道红线不是摆设,也要给愿意推动交流、维护和平的人留下空间。否则,惩戒范围如果被故意混淆,反而容易被民进党当局拿来制造恐慌。台海能否稳定,最终不取决于买了多少武器、来了多少外国政客,而取决于岛内是否有人停止把外部承诺当成冒险资本,也取决于各方能否把竞争控制在不伤害普通民众的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