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叛逃，举国震惊。中统根据内线消息，更早察觉汪精卫的异动。但当报告按照程序经过陈立夫转呈时，戴笠的密电已经直接放在了蒋介石的桌子上。

电文详细列明了汪精卫在昆明的登机时间、随行人员和行李件数。

在蒋介石看来，戴笠的消息更快、更细。事后开会时，蒋介石只表彰了军统，中统此前的努力被一笔带过。

这件事让陈立夫很不爽。他后来谈到戴笠，说他"特别善于揣摩领袖心思"，但手段取巧。

戴笠的技巧在于，他长期跟随在蒋介石身边，深知他的脾气。他呈送的报告不仅反映问题，总是还会附上应对方案。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侍从室的渠道，把情报直接送到蒋介石案头，不需要经过层层转呈。

而中统的情报，必须按照党务系统的程序，先报给陈立夫，再由陈立夫转呈蒋介石。这个过程中，时间就耽误了。

汪精卫叛逃这件事，中统掌握情报更早，但军统汇报更快。在蒋介石眼里，"快"就是能力，"慢"就是无能。

这种汇报机制的差异，决定了两大特务机构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

戴笠抓住了这一点，在情报争夺战中占据上风。中统虽然根基深厚，但在"贴近领袖"这件事上，始终棋差一着。

两个特务机构斗了十几年，抢功劳、扣帽子、互相拆台。表面上是戴笠和徐恩曾的私人恩怨，往深了看是黄埔系和CC系的权力争夺。但追到根子上，不过是蒋介石那套"谁也别想做大"的驭人哲学在发挥作用。

两支特务机构相互内耗、精力内消，正是他最乐于见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