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邻居五十多年前生了五个姑娘一个儿子，二姑娘小时候出去玩时让柳条把眼睛抽了，一只眼睛失明了，大了以后就接她妈的班进了工厂，三姑娘又哭又闹和娘家断了联系，大姑娘下乡知青上了外地，四姑娘自己考了教师。
您说这过日子啊，各家有各家的经，谁家念得顺，谁家念得拧巴，全看老天爷给的那副牌怎么打。我家邻居王婶儿，今年八十多了，满头银发，身子骨倒还硬朗。她家的事儿，街坊邻居都知道个七七八八。那天傍晚，我在胡同口看见她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捧着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锈迹斑斑的铁皮。她慢悠悠地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张发黄的老照片，还有一把用红绳缠着的旧剪刀。那剪刀刀口都钝了，把手上的红绳磨得发亮，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物件。
“王婶儿，您这又翻宝贝呢？”我凑过去搭话。
她抬起头，眯着眼看我，笑了一下：“可不嘛，想那几个丫头了。”她指了指照片上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这是二丫头，你们可能都不记得了，她小时候可皮了。那年夏天，她去村后头的小河边薅柳条编帽子，结果一根断掉的柳条弹回来，正好抽在她右眼上。当时就疼得哇哇哭，回来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你叔带着她跑了县医院、市医院，折腾了半个月，最后大夫说，这眼睛怕是保不住了。”王婶儿说到这里，顿了顿，用手摸了摸那把旧剪刀，“后来二丫头一只眼看不见了，可这孩子倔得很，从来不让人可怜她。她妈在纺织厂当工人，退休的时候正好有接班政策，二丫头就顶替进去了。你别看她一只眼，干活比别人都利索，车间里那些女工都佩服她。她后来嫁了人，在厂里分了房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逢年过节，她回来看老太太，每次都提着大包小包，嘴里还念叨‘妈，你别舍不得花钱’。这把剪刀，就是她那年给我剪头发用的，说我自己剪不好，非要亲手给我理。”
我瞅着那把剪刀，又看了看旁边一张照片——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姑娘，站在一辆老式自行车旁，笑得灿烂。“这是三姑娘吧？”我问。
王婶儿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叹了口气：“三丫头啊，那孩子心眼小，脾气暴。当年她妈让她跟二丫头换班进厂，她死活不愿意，非要自己考大学。结果连着考了两年都没考上，心里憋着一股火。后来她妈说了一句‘你就不是读书的料’，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三丫头又哭又闹，把家里的暖水瓶都摔了两个，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去了南方，从此再没回来。头几年还打个电话，后来电话也不打了。我去年听说她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生意还不错，可就是不愿意跟家里来往。你叔走的时候，我托人带话给她，她也没回来。”王婶儿说着，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但很快又笑了，“各人有各人的命，强求不得。”
她接着翻出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旁边站着一身军装的年轻小伙子。“大姑娘，老李家的骄傲。她是我们这一片第一个下乡的知青，去了北大荒。那地方冬天零下四十度，她咬着牙熬下来了，后来在那边成了家，留在了东北。她每年春节会寄包裹回来，里面全是木耳、蘑菇那些山货。去年她打电话说退休了，想回来住一阵子，结果老太太死活不让，说‘你那边有儿有女，回来干啥，别折腾’。”王婶儿说到这里，拍了拍饼干盒，“这盒子里还有一张她小时候用过的糖纸，是她最爱的橘子味儿硬糖，我给她攒了好多年，等她回来给她。”
最后一张照片，是四姑娘戴着眼镜，站在讲台上。“四丫头最省心，从小就爱看书学习。她妈那时候说‘家里穷，供不起你上大学’，她一声不吭，自己白天去供销社打工，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后来考上了师范，当了中学语文老师。她教出来的学生，有的考上了名牌大学，逢年过节还来看她。她一直单着——哦不，她一直跟老太太住在一起，照顾了十几年。后来学校分了教师公寓，她才搬走。不过每个周末都回来，给老太太做顿饭，洗洗衣服。她最像她爸，话不多，心细。”
我忍不住问：“您不是说还有一个小儿子吗？”
王婶儿往椅子背上一靠：“儿子啊，生他的时候都四十多了，赶上计划生育，罚了三千块钱。那小子小时候娇惯坏了，读书不上心，后来去当了兵，退伍回来在县城开车。结了婚，媳妇儿管得严，他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家，偶尔打个电话，就是‘妈，钱够不够花’。我不缺钱，就是想念那些丫头们——尤其是三丫头，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恨着我们。”
说到这儿，王婶儿沉默了好一阵子。胡同口的风吹过来，掀起了饼干盒里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妈，我错了。”笔迹稚嫩，像是小孩子写的。我问她这是谁写的，她摇摇头，说记不清了。
故事讲到这里，您说这五个姑娘加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各有各的样儿，有留在眼前的，有远走他乡的，有断联的。要是换做您是王婶儿，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拦住三丫头的任性，还是没能让大丫头回来？或者说，您觉得什么样的儿女，才算真正“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