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有个横行霸道的混混，平日里欺男霸女。后来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被人用钢筋从肛门捅进腹腔 消息传出来那天，镇上的茶馆里挤满了人，嗑瓜子的手都停了，没人说话，只有水壶“咕嘟”冒泡的声音。
我坐在靠窗那张瘸腿的八仙桌旁边，手里攥着一只旧得发黄的搪瓷缸子——那是我爷爷留下的，缸子底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字，红漆都磨掉了一大半。茶馆的王叔拎着水壶走过来，往我缸子里续了开水，茶叶沫子在里头打了三个转，才慢慢沉下去。
“听说了没？”王叔压低声音，眼睛往门口瞟了一下。
我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镇上就这么点大，出了这种事，风一样传遍每个角落。
那个混混叫刘老三，四十出头，长得五大三粗，脸上横着一道疤。他爹妈走得早，从小没人管，十几岁就开始在街上晃荡。二十多年下来，镇上的人见了他都绕着走。他最爱干的事就是堵在菜市场门口，看谁家卖相好的瓜果，直接上手就拿。卖菜的张婶去年被他掀过摊子，就因为张婶收了他五毛钱菜钱，他在人家摊前骂了整整一个下午。
镇上的小伙子们私下商量过要治他，可每次还没动手，刘老三就先知道了消息，带着几个狐朋狗友堵在人家门口，二话不说，抄起砖头就往人脑袋上招呼。一来二去，没人敢再出头。
王叔在我对面坐下，从兜里摸出根烟点上，烟雾在茶馆浑浊的空气里慢慢散开。“昨晚的事，就在后街那条巷子里。”他声音压得更低了，“听说是他先惹了外地来的几个人，在人家吃饭的桌上拍桌子瞪眼，还摔了人家两瓶酒。”
我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水有点发苦。
王叔继续说：“那几个人看着面生，不像是本地人。吃完饭就跟着刘老三出了巷子。后来发生了什么，没人看见。早上收垃圾的老李头路过的时候，发现刘老三倒在巷子尽头那根电线杆底下，浑身是血——”
他说到这里，手上的烟灰落了一截，也没顾得上弹。
茶馆里突然安静了几秒。坐角落里的周大爷咳了一声，声音沙哑地说：“别瞎议论了，这种事传出去对镇上名声不好。”
可谁都知道，刘老三这事闹得不小。钢筋从那么个地方捅进去，听说直接伤到了内脏。镇卫生院处理不了，连夜送到了县医院。医生做完手术出来，只说了句“命是保住了，但以后得挂着粪袋过日子”。
这话传回镇上，茶馆里的人表情都很复杂。有人觉得解气，小声说了句“该”；有人皱着眉头，觉得这手段太狠了；更多的人是沉默，脸色平静得像冬天的湖面。
我记得刘老三住院那几天，镇上意外地太平。菜市场没人堵着了，小卖部门口也没人白拿东西了。张婶终于敢把好菜摆在外面卖，不用再藏着掖着。连街边下棋的老头们，说话声音都大了几分贝。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刘老三的姑姑从县城回镇上拿东西，在茶馆歇脚的时候被人围住了。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谁下的手。他姑姑端着茶杯，手一直在抖，声音也发颤：“老三这次算是栽了，他自己都说不清是谁。只记得那几个人里面有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说话带着外地口音。打架的时候，老三被人按在地上，脑袋磕在路沿石上，晕了过去。等他再醒过来，人已经躺在医院了。”
这事就这么悬着了。派出所的人来调查了两回，可那条巷子没有监控，又是大半夜，没人看见，也没人愿意多说。
刘老三从县医院回来的时候是坐在轮椅上被姑姑推回来的。他没再在街上晃荡，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有人路过他家门口，偶尔能听到他在屋里摔东西的声音，还有他姑姑压低了声音的劝解。
镇上的人私底下又议论了一阵子，渐渐地就不怎么提了。日子照样过，菜市场照样热闹，老头的棋局照样从早摆到晚。只是偶尔有人在吃夜宵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总会加上一句——“人在做，天在看。”
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地人用了二十多年都没解决掉的一个祸害，最后被几个过路客收拾得服服帖帖？
你们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因果报应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