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公之前去非洲做基建，这一去就是 6 年多。上个月，他终于回来了，一共发了 500 万工资，其它一字不提，6 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他回来那天，我去机场接的。隔着老远就看见他，黑了，瘦了。
他拖着个大行李箱，身上还斜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帆布包，看着特别沉。我快步迎上去，他冲我咧嘴一笑，牙齿显得格外白。我伸手想接过他的包，他往身后一藏，说：“不用不用，里面全是土，别脏了你的衣服。”声音有点哑，像是很久没跟人说过话。
到家以后，他把行李箱打开，里面全是老干妈、方便面，还有几包过期的榨菜。我纳闷，这玩意儿在非洲买不到？他挠挠头说：“那边也有，但不是这个味儿。每次想家了，就泡一包，闻着味儿就像在老家。”我鼻子一酸，没接话。
他往沙发上一坐，从帆布包里掏出个东西——是个巴掌大的木雕，雕的是头大象，鼻子卷着，尾巴翘着，憨态可掬。他说：“工地旁边有个老头，叫巴布鲁，天天坐在树下刻这个。我跟他学了两年，这是出师那天他送我的。”木雕表面已经磨得油亮油亮的，能看出包浆了。我问：“那老头现在还在吗？”他叹了口气：“去年疟疾走了，走之前还把剩下的木头都给了我。”
我盯着木雕看了半天，发现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回家”。字体歪歪扭扭的，像是用钉子硬划出来的。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轻声说：“有一回我高烧不退，躺在板房里三天没动，睁眼闭眼全是这个字。”他说完就起身去厨房找水喝，好像不想让我看到他眼里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他带回的东西，在帆布包夹层里翻出一本笔记本。封皮是那种军绿色的硬壳纸，边角都磨毛了，里面夹着一张塑封过的照片——是我们结婚时拍的，边上还压着一朵干枯的野花。日记从他去的第一天开始记，字迹从工整到潦草，后来干脆变成画了。有一页画着三个火柴人，旁边写着“老王、小李、我，今天推土机陷泥里了，挖了四个小时，蚊子吃饱了”，另一页画着月亮和云，歪歪扭扭写两行“今晚月亮特别大，比家里的亮，就是看不到星星”。
我翻到最后一页，日期是他回来前三天。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明天去镇上，给媳妇买瓶护手霜。”落款还画了个笑脸。我拿着本子愣了神——他在这边苦干了六年，到最后想的居然是我的手。他当时在科特迪瓦，夏天四十多度，冬天也二十几度，蛇虫鼠蚁样样都有。工地上出过事，有工人被毒蛇咬伤，他大半夜背着人跑了十几里路去找医院；房子用的是铁皮顶，下雨天跟敲鼓似的，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但他在我面前从不提这些苦。有人问他最怕什么，他想了想说：“最怕接不到家里电话。那边信号时好时坏，有时候为了找到一格信号，得爬到工地最高的土坡上，举着手机转圈。听到媳妇的声音，心里就踏实了。”
有一次他跟我视频，背景突然传来尖叫声，接着画面就断了。我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才收到他短信，说手机掉水坑里了，拿米缸里埋了一晚。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工地上发生了冲突，当地一伙人过来闹事，他因为会几句当地土话，被推出去调解，差点挨了棍子。他瞒得死死的，只说“手机摔了”。
这次回来，他的消费习惯变了很多。去超市买东西，看啥都嫌贵。一瓶酱油标价十二块，他拿起来又放下，说：“够在那边买三斤大米了。”我笑他守财奴，他也不恼，只说了句：“那边一瓶酱油要折合人民币二十多，还不好买。习惯了算着花。”但给家里人买东西，他从来不眨眼——给我换了新手机，给我妈买了按摩仪，还给他外甥买了个平板电脑，说“小孩要好好学习”。
领他出门逛街，他总是不自觉地走得很慢，眼睛到处看。看到路边绿化带里的棕榈树，他会停下来说：“这树比非洲的矮多了，那边的能长三层楼高，叶子能当伞用。”路过地铁口，他盯着安检机看了半天，说：“在那边进超市都得搜身，钱包放在鞋底。”有一次他站在大屏幕前看新闻，看到非洲某个国家的画面，他指着屏幕说：“这块地我待过，路都是我们修的。”
那天晚上我做饭，他在厨房门口站着。突然说：“有一年除夕，工友们凑钱买了面粉，包了顿饺子。但没醋，只有一个老哥从行李里翻出半瓶白醋，大家蘸着吃了。那顿饺子，我吃了三十个，吃到胃疼。”他笑了笑，又说：“你包的饺子，比那个好吃多了。”
我问他，这六年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他想了想，从旧帆布包里又翻出一个小铁盒，打开来，里面是一沓车票——从工地到首都的班车票，每张票根上都用圆珠笔写着当天的日期和几句话，比如“今天发工资了”、“今天下大雨”、“老王过生日”。他说：“每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告诉自己，再过几张就该回家了。”
现在他回来快一个月了，体重慢慢养回来了，脸上也有了肉。但他还是会半夜翻身，有时候会被窗外飞过的飞机声惊醒，然后下意识地去摸床头的工兵铲。我问他怎么了，他嘟囔一句：“以为是那边直升机的声音。”他习惯了警惕，习惯了随时应对危险，这些习惯一时半会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