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是什么

这两天有人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学界到底有多少种史观？普通人需要什么样的史观？我的回答是：普通人不需要有专业的史观，但是应该了解一下。

史观有多少种呢？那可太多了。光是学术上就有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年鉴学派、微观史学、后现代史学、制度史观、演化史观… 结果越看越糊涂，因为这些概念有的像理论，有的像学派，有的像研究方法，却统统被称作“史观”。现在网上还出现了完全不考虑学术研究的自媒体史观，如1644史观（华夷史观）和西方伪史论（阴谋史观）等等。林林总总列在一起，百八十种肯定是有的。

但其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问偏了，我们不该问有多少种史观。如果没有先弄清楚“史观是什么”，就去讨论有多少种史观，就像不知道汽车是什么，却先讨论发动机有多少种型号一样，是没办法真正理解的。

那么，史观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史观就是对历史的看法。这种说法不能算错，但过于笼统。更准确地说，史观是一套解释历史的框架。它决定历史学家向历史提出什么问题、寻找什么证据、建立什么因果关系，并最终组织出怎样的历史叙事。

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区别。历史已经发生，它不会因为任何人的观点而改变；改变的是人们如何理解历史。

历史不会自己告诉我们意义，意义来自解释。

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位皇帝、一项制度，本身都只是历史事实。只有放进某一种解释框架，它们才会产生意义。为什么有人把秦始皇看作统一中国的奠基者，有人却把他看作灾难性专制制度的开创者？为什么有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民族灾难，有人却把它理解为是全球贸易体系扩张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这不是因为事实不同，而是因为解释框架不同。

这种解释框架，就是史观。

历史学家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往往不是史料太少，而是史料太多。一个朝代留下来的档案、文书、地方志、账簿、碑刻、墓志、书信、统计资料、考古发现，可能会让人穷尽一生都读不完。因此，历史研究真正的第一步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决定：什么值得研究？

研究政治史的人，会优先阅读诏令、外交档案和战争记录；研究经济史的人，会关注税收、贸易和粮价；研究社会史的人，会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活；研究微观史的人，甚至可能几年时间只研究一座村庄、一场审判或者一本账簿。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段时间地点的历史，却选择了不同的入口。

因此，史观首先决定的是：看什么，不看什么。

然而，仅仅选择材料还不够。同样一批史料，可以讲出完全不同的故事。

以鸦片战争为例，如果你的关注点是民族国家，那么它是一段反抗侵略的历史；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全球贸易，那么它是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重新连接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制度，那么你会追问清朝为什么没有建立起足以应对现代战争的国家能力。

史料没有变，叙事却变了。

因此，史观不仅决定看什么，也决定史学家怎么讲故事。

更重要的是，史观决定历史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

历史学家并不仅仅要罗列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寻找历史的因果。

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为什么中国形成了长期统一的大帝国？为什么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长期分裂，而中国却一次又一次重新统一？面对这些问题，不同史观寻找的是不同类型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制度史观强调产权、法治和国家能力；文明史观强调文化传统和历史积累；地理环境史观强调资源、气候和生态约束；演化史观则关注文化传播、合作机制和长期演化。

它们解释的是同一个世界，却认为真正推动历史的力量不同。

所以，史观并不是历史答案，而是一种寻找答案的方法。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继续追问：既然如此，学术界到底有多少种史观？

其实，这个问题仍然需要修正。因为人们常常把完全不同层面的东西放在一起讨论。例如，有人会把唯物史观、年鉴学派、微观史、全球史和后现代主义列成一张表，好像它们彼此竞争。实际上，它们回答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

史观并不该被分类为多少个，而该被分为四层。四层史观，分别讨论四个平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有没有方向？

历史是在不断进步？还是不断循环？未来有没有预定终点？这是历史哲学讨论的问题。我们从小学习的线形历史进步观就是第一种，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 东亚在传统上更信奉江河流水史观，题目来自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认为历史一直在往前滚滚流动，治乱循环。乾隆皇帝做交泰殿二十五玺，就是希望清朝能传二十五代，可见他相信历史就是治乱循环，没有真正能万年的王朝。而天启诸教相信末日必然降临，这就是给未来定了个终点。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历史？

历史的决定者是经济、制度、文化、地理还是技术？马克思主义、制度史观、文明史观、演化史观等，讨论的都是这一层。这也是狭义上的史观，因为它讨论因果。你可以相信地理决定论，也可以相信的弱肉强食，甚至可以相信历史就是一小撮阴谋家或者伟人决定的，但这些都不是正经的学术观点。

历史学界的学术倾向不是认为哪一种史观完全正确，而是认为历史是多因果系统。经济重要，但不是唯一因素；制度重要，但不是唯一因素；思想重要，但不是唯一因素… 地理、气候、动植物乃至微生物，都是如此。所以历史学界最普遍接受的一条原则则是：

单一因素解释历史，通常是不够的。越重大的历史现象，往往越需要经济、制度、文化、环境和偶然事件共同解释。

第三个问题是：历史应该怎样研究？

史料汗牛充栋，历史学家精力有限，不能什么都研究，一定要有一个入口。你要写一本历史学专注，是研究皇帝还是研究普通人？是研究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是研究一场战争还是一座村庄？兰克学派、年鉴学派、全球史、微观史… 这些史观，讨论的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四个问题是：历史能够被真正认识吗？

历史学家是在发现历史，还是重构历史？历史真相能够无限接近，还是永远带有解释者的立场？这是认识论讨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史观比较关注这个层面。

把这四个问题分开之后，许多争论其实就消失了。微观史并不是制度史观的对立面，一个历史学家完全可以相信制度深刻影响历史，同时又采用微观史的方法研究一个普通家庭。同一个史观也可以试图回答多重的问题，例如年鉴学派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又包含自己的长时段历史观。

例如晚清变局。从历史哲学来看，晚清是中国王朝治乱循环的衰败阶段，也是人类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从历史动因来看，晚清的崩塌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外来工业经济冲击、传统制度僵化、旧有文明体系失效与全球格局变动共同叠加的结果。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既可以从朝堂政治、战争条约等宏观视角观察，也能从民间社会、普通个体的微观角度切入，多尺度的研究互相并不互相冲突。最后从认识论来看，所有历史叙述都带有立场，官方记载、革命叙事、西方记录各有侧重，所以解读历史要多方互证，不能盲从单一叙事。

事实上，现代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已经越来越不是让一种史观取代另一种史观，而是在不同层次上综合各种解释。今天研究法国大革命，不会只谈思想，也不会只谈经济；研究俄罗斯，不会只谈蒙古统治，也不会只谈东正教；研究中国，同样离不开制度、人口、地理、文化和国际环境。历史越来越复杂，并不是因为历史本身变复杂了，而是因为我们终于承认，它原本就是复杂的。

那么，普通人需要学习史观吗？

如果说专业程度的史观，那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史观是历史学家的专业工具，就像拓扑学是数学家的工具、病理学是医生的工具一样。普通人不写论文，所以并不需要拥有一整套专业工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观与普通人毫无关系。

真正值得普通人学习的，或许不是史观本身，而是史观训练出来的思维能力。

历史学家之所以需要史观，是因为他们要面对复杂的历史；普通人虽然不用研究历史，却每天都在面对复杂的现实。

你刷手机时看到一条“惊人历史真相”，如果你能下意识的想：这是谁说的？有证据吗？是孤证还是多方印证？——这就是第三层史观中的实证精神。你不是在搞学术，你只是在保护自己不被骗。

今天的社会，同样充满各种看似完美的解释。

有人说，一切都是制度决定的；有人说，一切都是文化决定的；有人说，只要换一个人来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还有人相信，一个原因足以解释所有现象。

真正的历史训练，恰恰会让人对这些过于简单的答案保持警惕。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重大事件几乎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制度重要，文化重要，经济重要，地理重要，个人选择同样重要。真正成熟的解释，不是找到唯一原因，而是在不同层次之间建立联系。甚至普通人工作家庭的生活，也需要这种视角，从而去不同角度的理解别人，理解世界。

因此，普通人虽然并不需要拥有一套学术自洽的史观，却必须要知道：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史观，而任何一种史观都有自己的边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轻易把一种解释当成全部真相，也不会因为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某些现象，就相信它能够解释整个世界。

普通人了解史观，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去了解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一种态度：尊重证据，尊重复杂性，警惕单一因果，承认任何解释都有边界。历史不会因为我们学会了史观而改变，但史观会提醒我们，世界不会像口号那样简单，也不会像阴谋论那样整齐。

面对历史，面对现实，我们都应该保留继续追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