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真正让人后怕的，不只是雪山有多高、草地有多险，而是一支正在转移的军队，若把方向选错了，可能连重新选择的机会都没有。1961年，刘伯承谈到长征中的一次交谈，仍清楚记得毛泽东那句：“我考虑还是要往北。”

这句话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把前路说得轻松。刘伯承却从中看到了一位战略家的眼光。
因为他知道，在1935年的那个关口，“往北”不是在地图上画一道箭头，而是要回答三个问题：红军怎样保存下来，靠什么继续发展，又该站到什么位置上回应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刘伯承有资格追问这个问题。
黎平会议后，他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既要研究敌情和道路，也要操心行军、架桥、渡河和通信。1935年5月，他又担任先遣队司令员，与聂荣臻率部进入凉山，并在彝海边同小叶丹结盟，为大队人马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打开通道。
他不是只会在指挥部里看地图的人。抢渡金沙江时，他赶到皎平渡组织渡江；北上大渡河前，他亲眼看过川西复杂的地形，也明白粮食、道路和群众关系都会决定部队能不能走下去。
所以“到底去哪里”，从他口中问出来，分量尤其重。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
兵力会合了，难题反而更大。当地山高谷深，人口稀少，物资有限，数万人的队伍不可能长时间挤在这一带。
向南返回四川腹地，敌军容易集中围堵；留在原地，粮食和活动空间也难以支撑。北面同样不好走。
那里横着雪山和草地，天气多变，道路难辨，补给更没有把握。毛泽东所说的“往北”，不是把危险看轻，而是在几个都很困难的选择中，寻找最有可能打开局面的那一个。
军队暂时躲开追兵，只能解决眼前问题；能不能接近抗日前线、得到更多民众支持，关系到更长远的生存。1935年的中国，民族危机还在加深。
日本侵略势力从东北继续向华北扩张，社会上要求停止内争、共同抗日的声音越来越强。把红军带向西北，意味着更接近抗日前沿，也更容易把红军的行动同全国民众最迫切的愿望联系起来。
6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把这种思考变成了明确方针：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先争取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当时的目标还是一个较大的西北方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陕北定成最后落脚点。
随后一个多月，讨论没有停止，行动也几经调整。8月4日至6日的沙窝会议再次强调北进，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又作出补充决定，要求主力向洮河流域和陕甘地区发展。
一次次研究，反映出前方情况复杂，也说明战略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必须不断结合敌情、地形和部队实际作出调整。8月21日，右路军开始穿越草地。
那不是一条现成的路，脚下常是积水和泥沼，夜里寒冷，粮食也越来越少。刘伯承随朱德等率左路军行动，对这种艰难有切身体会。
正因如此，他后来回忆“往北”时，敬佩的不是一句话说得多漂亮，而是有人敢为这个艰难方向承担责任。北上方针已经确定，可最终落在哪里，当时仍没有完整答案。
直到9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哈达铺，才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中得知：陕北不仅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仍在坚持的革命根据地。原来比较宽泛的“到西北去”，这时才有了更清楚的落点。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向干部说明继续北进的方向。几天后，中央在榜罗镇进一步作出决定，把陕北作为落脚点和抗日的前进阵地。
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回头再看，从两河口确定北上，到哈达铺发现线索，再到榜罗镇明确目的地，这是一条边走、边判断、边完善的决策过程。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不在于提前知道路上每一个答案，而在于抓住了最重要的那根线：红军不能只为避险而走，还要走向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把自己的前途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军事实力可以在战斗中恢复，队伍也能继续发展，但方向一旦脱离人民最关切的问题，再多兵力也难以长久。
刘伯承是一位重视实际的军事家。他敬佩毛泽东，并非因为后来结果已经明朗，才作出简单赞美。
两人在长征中都见过失误带来的代价，也清楚每项决定背后都是战士的生命。因此，那句“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在刘伯承听来，既有判断，也有责任。
这也解释了刘伯承为何多年后仍把这次问答单独讲出来。对一名熟悉战术的将领来说，打一仗要看兵力和地形；对整个革命队伍来说，还必须看时代大势。
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只是下一站，而是红军今后依靠谁、为了什么继续走。这段往事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往北”后来不仅走出了一条军事生路，也把红军带到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方向没有替红军免去雪山草地的苦难，却让这些苦难有了明确目标。刘伯承多年后再谈此事，话语中的敬意，正是来自他对这份战略眼光的深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