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30两黄金，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没想到，最终他用这30两，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人叫肖林。

1941年3月，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肖林走进那栋不起眼的楼房时，大概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彻底改写。这个在民生公司物产部打工的年轻人，此前在报刊上写过不少抨击资本家剥削的文章。可那天晚上，周恩来在钱之光的卧室里见了他，一席话说得他差点笑出来，组织上竟然要他去当资本家。

周恩来没有绕弯子：党的活动需要经费，不能光靠拨款和支援。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只能走另一条路做生意。有公开的一面，合法经营、正当赚钱；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公开。随后周恩来说了一句让肖林记了一辈子的话：“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组织上给了30两黄金当本钱。钱不多，担子却重得像一座山。

肖林辞了职，带着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王敏卿回到老家江津。1941年4月，“恒源字号”在江津县城大西门附近的一条街上开张了。没有雇人，老板是他，店员是妻子。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这些土特产，重庆设分号，宜昌三斗坪设办事处。里里外外全靠两口子张罗。

生意的门道，是慢慢摸出来的。有一回，肖林从朋友那里听说四川产糖大县内江要加征食糖税。他脑子一转，税一加，糖价肯定涨。立刻把江津各商号的库存食糖全部吃进。没过多久政府果然宣布增税，糖价暴涨，一笔买卖就赚了不少。类似的操作多了，本钱就越滚越大。到1944年，“恒源字号”已经发展成“大生公司”，经营范围扩大到五金、木材、西药。

生意越做越大，提款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从1941年到1946年，只要南方局下达指令，肖林夫妇从没耽误过一回。这些钱有的安抚烈士家属，有的补助困难党员，有的支援民主人士，更多的变成了抗日前线的军需物资。

1946年5月，钱之光来到肖林在重庆的家：“老肖，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国民党要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也要转移阵地。周恩来决定把公司办到上海去。

肖林到了上海，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了房子。公司取名“华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1946年8月正式开业，青岛、徐州、蚌埠陆续设了分支机构。

华益的生意做得巧。肖林利用在民生公司积累的运输关系，从上海采购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谁先到货谁就赚钱。更关键的一步是和山东解放区的合作，解放区运来花生油、粉丝、水果在上海出售，再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随船运来的黄金、美钞和法币，悄悄转交华益公司处理。那些金条被装进盛花生油的铁桶里，从山东运到上海，再秘密取出。华益公司因此被称为“地下党的秘密金库”。

这八年里肖林经手的钱多得数不清。金条成箱地往家里搬，美钞一沓一沓地过手。可他跟妻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华益公司的使命结束了。肖林进入军事管理委员会轻工业处，接管中国纺织品公司。他向党组织移交了全部资产，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陈毅市长约见肖林，用四川话说：“有人说你是红色资本家，有人叫你红色老板，我看都不恰当。你挣的钱都是为我们共产党挣的。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大老板。你算是红色掌柜。”

肖林趁机提出一个请求：“报告陈市长，我想留下三块银元，作为我两口子从事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陈毅当场批准。

八年的惊心动魄，最后就浓缩在三块小小的银元里。1997年，肖林把这三块银元捐给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如今它们是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有几个地方值得琢磨。

一个是信任的分量。30两黄金交出去，做什么不管，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这种信任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可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换来了毫无保留的忠诚。

再一个是分寸感。肖林整天跟钱打交道，黄金美钞在手里过，他从来没动过一分。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念头：这是党的钱。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肖林在民生公司干过，懂经营、有渠道、会算计。组织选人的眼光很准。信仰和本事，缺一样这活儿都干不成。

1941年到1949年，八年时间，30两黄金变成了12万两黄金和1000多万美元。肖林却只给自己留下了三块银元，还不是为了私藏，是为了做个纪念。他这辈子跟金钱打了一辈子交道，最后却活成了一个“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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