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蒋廷黻在黑龙江省旅游研究，火车经过一片几无人烟的广阔大地，蒋问陪同的省府秘书：“这些土地是谁的？”
秘书回答：“这些地都是万福麟将军的。”
过了半小时，蒋再问，秘书还是回答：“这些土地都是万福麟将军的。”
晚上，蒋住宿在一个小镇上，店老板告诉蒋：电灯厂是万福麟将军建立的，“他不论我们需要不需要，每家都收电费，而且收费的标准也是他自己订的”。

万福麟这个人，在民国的军阀序列里算不上一线角色，但在东北，他却是必须被单独划出来审视的符号。
他生于吉林农安，贫农出身，没有背景，早年投身行伍，给清军巡防营的一个管带当勤务兵，那个管带叫吴俊升。
吴俊升后来成了黑龙江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吴大舌头”，万福麟也跟着一路水涨船高，从哨官、管带做到旅长、师长。
旧奉军的规矩，升官必敛财，带兵必有饷源和地盘的支配权，万福麟深谙此道。吴俊升赏识他，一是因为他打仗还算猛，早年剿匪打过硬仗；二是因为他听话、不读书、懂经营，能把驻地的财源源源不断输送到恩主手中。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吴俊升与张作霖一同被炸死，万福麟抓住机会，在张学良和奉系老派的支持下，接掌了黑龙江的军政大权，当上了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龙江王”。
万福麟在东北的真实地位，不能用简单的“嫡系”、“杂牌”来划分。
奉系内部，张作霖之下，有一批拜把子的老弟兄，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等人。万福麟原先是第二层的将领，吴俊升死后，他递补进了老派的核心圈，但始终是那个圈子里实力和威望的末位者。
论地盘，黑龙江不如辽宁富庶，也不如吉林地缘关键；论兵力，他直接掌握的不过三四个旅，远远逊于坐拥吉林的“辅帅”张作相。张学良对他维持表面尊重，实际上并不真正视为腹心。多年以后，张学良在口述历史里评价这位老前辈，话讲得毫不客气：“万福麟没什么能力，他就知道搂钱。”一句话，把这个人的底色点了出来。

万福麟究竟多有钱？
蒋廷黻“火车一日不出其地界”的观察绝非虚言。据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陈翰笙等人的农村调查，黑龙江的大地主以万福麟、吴俊升为首，万氏仅在黑龙江一省占有的土地就超过三万余垧，加上在吉林农安老家以及辽宁的田产，总数不下五万垧。东北一垧等于十五亩，这就是七十五万亩以上的规模，横跨数县，绵延数百里。
他在齐齐哈尔拥有大半条街的房产，被当地人呼为“万半城”。哈尔滨道外有他的“万兴昶”粮栈，垄断附近几个县的粮食交易，天津英租界里他置办了大量房产，北平、沈阳也都有宅第和买卖。
当时有一种市井说法：阴天要给万家的被褥赶紧晾出去，晴天反而要收回，因为房子太多，管家不知道哪处屋子的被褥真的受潮，只能胡乱折腾。话是夸张，但折射出来的财富体量却异常真实。按九一八前报章的估算，万福麟的动产与不动产总值不下两千万银元，这笔钱放在当时，足以养三四个装备精良的步兵师。

与这种惊人的聚敛能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政治和军事上的庸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辽吉相继沦陷，日军前锋指向黑龙江。此时身为黑龙江省主席的万福麟，人在北平，正以“病躯未愈”为由享清福。黑省军政群龙无首，参谋长谢珂急电催归，万福麟百般推诿，最后只是遥领名义，让马占山代理主席，自己死活不肯出关。
谢珂在日后的《江桥抗战纪实》中记载得颇为愤懑，称万氏“对江防战备毫无布置，日兵压境，仍置省垣于不顾”。江桥抗战的功劳和英名落到了马占山头上，而真正的封疆大吏却躲在北平的宅院里盘算着如何转移资产。这暴露了万福麟一类旧军阀的本能：土地和财富是他们权力的根基，根基一旦受到威胁，他们首先想的不是守土，而是保命保财。
这种本能很快在1933年的热河抗战中得到更丑陋的呈现。张学良调动万福麟的部队防守热河东部要地凌源，结果日军一压过来，万部与敌稍作接触便全线溃散。
时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在日记里写：“万福麟部毫无斗志，日骑百余，竟能驱散我数千之众。”这不是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一支由地租和商业利润喂饱的军队，早已不知为何而战。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万福麟虽未被追责，但也失去了独当一面的机会，从此彻底被挤到边缘。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挂着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虚衔，实则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何应钦、陈诚的中央系根本不会把军权交给他，而他自己也乐得在后方观察风向。
解放战争时期，他当过短命的东北行辕副主任，却早已无力影响任何战局。1948年底，眼见东北尽失，他举家飞往北平，随后又辗转至台湾，带走了多年积攒的金条细软。
1951年7月，万福麟因脑溢血病逝于台北，终年七十一岁。
他死得平淡，没有什么悲壮，也没有多少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