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颙派兵入蜀平乱，结果，却被久经沙场的流民军打得丢盔弃甲。不但没压住火，反而让流民军顺势拿下了成都以北的广袤地盘。

转过年来，流民大军士气正旺，全力围攻成都。

一鼓作气拿下少城，益州刺史罗尚手忙脚乱退进大城，眼瞅着再打下去连命都得搭进去，只好咬牙送出金银财物求和，好歹把战局先稳住，喘口气再说。

那时候，蜀地百姓为了躲避兵祸，大修坞堡——高墙深垒，里头藏人屯粮，跟小碉堡似的。

眼看着流民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不少坞堡头目主动归附，献粮献地表示忠心。

接连几场大胜，让李特有点飘了。他觉得大局已定，一门心思琢磨粮草问题，就把大军拆成零碎几股，分别驻扎到各坞堡里去。

他以为这是妙招，既省粮又稳地盘，哪成想——这恰恰是他后来惨败的一大祸根。

因为那些坞堡豪强，十有八九是墙头草，嘴上说着投靠，背地里早跟成都城里的罗尚暗通款曲，就等着瞅准时机反咬一口。

更要命的是，西晋朝廷又调了三万荆州大军杀奔而来，一下子把流民军的后路给掐断了，前后夹击的刀口，就这么悄悄合拢。

罗尚瞅准火候，派了个机灵的心腹摸进李特大营，假意投降，张口就是“城里快断粮了，百姓都盼着你们赶紧进城”。

李特本就松懈，一听这话，更是丢下了最后那点防备。

可就在他放松警惕的当口，罗尚突然打开城门，率主力杀了出来。

与此同时，之前投靠的那些坞堡也翻脸了，四处火起，喊杀震天。

流民军分散在各处，一时根本聚不拢，被分割包围，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败得惨不忍睹。

李特本人和长子李荡双双战死沙场，连带一大波族人和多年老弟兄们全搭了进去。

流民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只剩一小撮残兵拼死突围，狼狈逃出重围。

然而，祸不单行——外面的荆州大军步步进逼，里头的军心散得像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琢磨投降。

303年五月，李特的弟弟李流扛不住压力，带着一部分部下投降，还乖乖送出自家人当人质，算是把诚意摆到桌面上。

但有一个人咬牙不认命——李雄，李特的侄子。他死活不肯低头归顺朝廷，反而趁着敌军得胜后松懈的空档，带着一支精锐人马，夜袭荆州军大营，打得对方晕头转向，损失惨重，连主将都被吓病了，没过多久一命呜呼。

主帅一死，群龙无首的朝廷军队再也撑不住，只能灰溜溜撤兵。流民集团这才侥幸从悬崖边捡回一条命。

经此一战，李雄的胆识和手腕让大伙儿心服口服，他接替叔父成为新首领后，也没有急于冒进，而是稳稳守住残存的根据地，一边休整，一边积蓄力量。

而此时的西晋王朝，早已陷入八王之乱的泥潭，各路藩王杀红了眼，朝廷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益州？

而益州连年战乱，田地荒芜，饥荒蔓延，官府的控制力一天不如一天。

李雄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地往外扩张，一点点把周边的地盘收入囊中，兵力也越来越雄厚。

304年初，李雄再次率大军兵临成都城下。这回罗尚再也守不住了，弃城而逃。成都落入李雄手中，益州的绝大部分地区也归入流民集团的掌控之下。

当年十月，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李雄正式在成都称王。他废掉西晋旧法，自定新规，设立百官，搭起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朝廷架子——史称“成汉”。

与此同时，北方匈奴首领刘渊也正式称王，建立“汉赵”。一南一北，两大势力像两把尖刀，狠狠戳破了西晋一统天下的旧梦。

曾经庞大的晋王朝，在宗室王爷们无休止的窝里斗中，国力一点点耗尽，民心一寸寸丢光，最终一步步滑向深渊。

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只顾争权夺利，浑然不管百姓死活，任由地方上烽烟四起，乱象丛生。

正是他们亲手拉开了五胡十六国那场百年大乱的序幕，把整个中原大地，推进了漫长而黑暗的动荡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