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其实在国民党内部原本属于后起之辈，孙中山去世时，资历比他深厚、地位比他高的人多的是，至少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林森、程潜、于右任、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蒋介石当时完全排不上号，不过他靠着黄埔军校掌握军权，纵横捭阖，加上张静江等人的支持，逐步上位，掌握了大权。

但是，后来的军阀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李济深、陈济棠、冯玉祥等和他资历差不多，也有军权，始终不买他的账，他始终未能实现完成统治。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
广州国民政府表面仍在运转，内部却立刻失去了唯一能够压住各派的人。

那时的蒋介石，并不是最有资格接班的人。

胡汉民代理过大元帅，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并参与起草遗嘱，廖仲恺掌握党务、财政和黄埔军校党代表职务，许崇智统率粤军。林森、于右任、张静江等人，也有同盟会时期积累下来的资望。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时没有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单看党龄和名位，他确实是后起之辈。
可政治从来不只按资历排座次。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最缺的不是又一位元老，而是一支能执行命令、能打仗、还能不断扩张的军队。

蒋介石恰好握住了这件别人手里没有的东西。
黄埔军校给他的，不只是“校长”这个头衔。军校把招生、训练、政治教育和部队编组连在一起，毕业生进入教导团、党军和后来的第一军，师生关系逐渐变成军政关系。

廖仲恺遇刺，把这种变化推快了。1925年8月，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危局，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进入权力核心。随后胡汉民离开广州，许崇智被迫交出军权。

蒋介石没有公开宣布自己要成为领袖，却在一场接一场的危机中，把别人失去的位置接了过来。
到1926年国民党二大，他进入中央领导层，随后又借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扩大自己在军政系统中的控制，并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的上升，有张静江等江浙元老的支持，但真正托住他的仍是军队。
张静江等人给他提供党内背书，黄埔系则把这种支持变成行动。元老替他补足资望，军队替他清除障碍。

1926年7月北伐誓师后，北伐军迅速进入两湖和江西。
胜利把蒋介石推到全国政治中心，也制造了新的难题。北伐军并非一支完全统一的军队，而是黄埔军、桂系、湘军、晋军等力量组成的联盟。

大家共同反对北洋军阀，并不等于愿意在胜利后把兵权、地盘和财政交给南京。
1927年的宁汉分裂已经暴露了这一点。武汉方面通过中央会议限制蒋介石，南京方面则请胡汉民出面主持，以弥补蒋在党内资望上的不足。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更说明他虽然掌握军权，却还不能同时压住汪精卫、胡汉民、桂系和党内元老。此后他不断在各派之间结盟，常常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与其说他已成为公认领袖，不如说他成了所有派系都无法绕开的中心人物。

1928年东北易帜后，南京宣布全国统一。
地图上的颜色变了，军队内部的指挥链却没有跟着改变。阎锡山控制山西，冯玉祥拥有庞大旧部，李宗仁、白崇禧经营桂系，唐生智、李济深、陈济棠也各有军队和地盘。

他们能否同蒋介石抗衡，关键不在谁参加革命更早，而在谁手里有兵、能收税、能任命干部。

南京政府推动编遣军队和财政集中，直接触碰各集团的生存根基。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冯玉祥随后反蒋，1930年又演成中原大战。蒋介石依靠中央军、财政资源和反蒋阵营内部的不一致取得胜利，但胜利没有把对手从政治结构中彻底清除。

阎锡山仍有山西根基，桂系后来重返广西，陈济棠继续掌握广东。蒋打败的是一次联盟，却无法一次拆掉所有地方军政体系。

1931年的宁粤对峙更加说明问题。胡汉民没有自己的强军，却能凭党内资望引发广东反弹；陈济棠有兵有地盘，能把政治不满变成现实压力；汪精卫、孙科等人又为反蒋阵营提供名义。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获胜不久，仍被迫再度下野。

一个能在战场上击败地方实力派的人，却不能单靠胜负让他们长期服从。

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最有权势的人，中央军也不断扩张。
但他的统治始终带着联盟政治的痕迹。他依靠黄埔起家，靠元老背书进入中央，又靠各地军事集团共同完成北伐。

正因为权力是在联盟中长成的，他便很难把联盟成员全部改造成听命于中央的官僚和军队。

这就是蒋介石崛起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
他比党内元老更早掌握了现代军队，也比地方军阀更善于利用中央名义、财政和党务机器；可这些优势仍不足以彻底拆除地方实力派赖以生存的军队、地盘和人事网络。

南京的命令可以发向全国，到了某些省界和军营门口，却仍要重新谈条件。

后来的人往往只看到蒋介石坐在中央的位置，很少注意到他一次次下野、复出、结盟和讨伐。那张椅子看上去很高，坐上去却并不稳。国民党的统一，长期只是把许多互不服从的力量拢在同一张桌子旁。

蒋介石做到了坐在桌首，却始终没能让所有人真正放下手中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