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认定呢？”7月16日报道，甘肃，一高校教师带薪脱产，在西安攻读某高校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前夕，他在西安宿舍猝死。家属申请工亡认定，人社局不予认定，起诉后法院支持，人社局仍是不予认定！

这事摊开说，真的挺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当事人是甘肃河西学院的在编讲师，出事时才 46 岁，家里两个孩子都没成年。

2017 年他跟学校签了委培协议，脱产去西安读博，工资照常发，培养费用学校承担，说好毕业之后回原单位继续任教。

本来约定三年读完的学业，因为他是跨专业深造，从物理转到电气工程，门槛比常人高了一大截，进度跟不上就延了期，前前后后在西安熬了整整六年。

读博的压力不用多说，尤其是延毕的阶段，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的钟，天天围着论文、实验转，中年人的家庭担子也一点没卸下。

家属后来回忆，出事前几个月他回家就念叨累，说再熬下去非折在西安不可，谁能想到一句随口的抱怨，最后成了真。

答辩前那段时间他天天熬到后半夜改材料，2024 年 1 月初的一个深夜，他倒在了自己住的宿舍里，送医抢救了 13 天，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

人走了，日子还得往下过，家属想着他是单位派出去读书的，实打实是为了完成学业熬垮了身体，申请工亡认定，好歹能给两个孩子留份生活保障。

可第一次申请直接被人社局驳回了，理由说得很清楚：一是读博住的宿舍不算法定工作岗位，异地读书也算不上因公外出履职；二是临床宣告死亡的时间离发病已经过了 13 天，超了《工伤保险条例》里视同工伤的 48 小时红线。

家属不服气，专门找了司法鉴定机构做鉴定，结论是他发病后 48 小时之内就已经达到脑死亡状态，后面十几天只是靠医疗设备维持着心肺体征，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延续。

拿着这份鉴定，家属把人社局告上了法院。法院审理之后也觉得人社局的认定站不住脚：委培读博是单位安排的任务，学习期间理应算因工外出；发病时他是不是在赶论文、算不算工作状态，人社局根本没调查核实；在没有证据推翻脑死亡鉴定的前提下，单拿临床死亡时间卡标准，属于事实没查清、法律适用错误。

最后法院判决撤销原来的不予认定决定，责令人社局重新做认定。

按说法院都判了，这事总该有转机了吧？可偏偏没按常理出牌。

人社局没上诉，转头重新启动了调查，专门跑了一趟西安的高校核实情况，回来之后又出了一份不予认定的决定书。

这次直接换了个全新的理由：说这名教师 2023 年 6 月就已经从读博的学校结业，离校、退宿手续都办齐了，之后留在西安是自己私下租的学生宿舍，属于自行滞留，不在委培协议约定的学习期限里，自然也就算不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甚至相关工作人员也直白表态，同情家属的遭遇，但不服可以继续走法律程序。

其实平心而论，站在两边的立场看，这事都有各自的道理。站在家属这边，人是单位派出去提升学历的，工资一直领着，劳动关系明明白白，延毕也是读博圈里再常见不过的事，学校也没说过停薪或者终止协议，人实打实是为了完成学业熬坏了身体，最后连工亡都认不上，换谁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可站在人社局的角度，按现行法条抠边界，协议约定的学习期过了，正式离校手续也办了，再要往 “因工外出”“工作岗位” 上套，确实也找不到太明确的法律依据。

说到底，这事的矛盾根本不是谁故意刁难谁，而是沿用多年的认定标准，撞上了越来越灵活的工作现实。

现在早就不是人人坐办公室打卡上下班的年代了，居家办公、异地学习、弹性工作制越来越普遍，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早就揉在了一起。

尤其是高校教师这种职业，本来就没什么严格的上下班点，改论文、理数据在哪都能干，宿舍既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干活的地方，硬要划出一条清清楚楚的工作边界，本身就不太现实。

目前家属大概率还得接着走诉讼程序，最后能不能认定上，还得看后续的判决结果。

但这事抛出来的问题挺值得琢磨：当工作的形态早就变了样，工伤认定的条条框框，是不是也该跟着往前挪两步？总不能让踏踏实实干活的人，真出了事连个兜底的保障都摸不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