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最大的失误：只留关羽守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是刘备事业的最高点，也是裂口突然张开的一年。
刘备夺取汉中，进位汉中王；关羽在襄樊擒于禁、斩庞德，曹操一度议迁许都。

几个月后，江陵、公安相继降吴，关羽死于临沮。
一个刚完成荆州、益州、汉中布局的集团，没有败在兵力最弱的时候，偏偏在声势最盛时丢掉荆州。

刘备给关羽的权力越完整，他对荆州的实际控制反而越单薄。

这道裂口早在益州之战中已经出现。
刘备围攻成都前，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溯江西上，史籍留下“惟关羽留镇荆州”六字。这个安排迅速解决了两件事：荆州需要一名有资历的水军统帅，刘备也需要一个绝不会趁其入蜀而自立的人。关羽两项都合格。代价同样明确，荆州最高层只剩一个能够独立决断的人，军务、后方和对吴关系都绕不过他。

建安二十年的争地，把这种安排的危险提前摆到了刘备面前。
孙权索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吕蒙随即进兵；刘备从益州赶回公安，关羽率三万人到益阳，双方最后重新议和。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长沙、江夏、桂阳归孙权。

荆州从此没有安稳的东部屏障，陆口吴军与江陵、公安近在咫尺。

刘备仍把北拒曹军、东联孙权、整饬后方三项重任压在关羽身上。

鲁肃去世后，吕蒙带领其部众万余人进驻陆口。

鲁肃多年维持孙刘边界，吕蒙却已向孙权提出夺取荆州、全据长江的计划。对手已经换人，荆州的配置没有随之改变。关羽既是前线主帅，又是刘备在荆州的最高代表；一旦他与江东关系恶化，刘备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维持交涉，也没有另一条指挥关系保住江陵。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授予假节钺。
关羽在军中的处置权进一步提高，可以直接统兵北进。此时刘备主力刚打完汉中，刘封、孟达又被派往房陵、上庸，兵力分布在益州、汉中、东三郡和荆州。

刘备扩大了关羽的权限，却没有给荆州增加一名同等分量的副手，也没有留下可以脱离前线调度的预备兵力。

关羽得到的是全权，荆州失去的是补位。

江陵的南郡太守麋芳与屯守公安的傅士仁，恰好暴露了全权带来的另一面。
两座城掌握粮道、船只和退路，地位远比普通守将重要。

关羽北伐后，二人供应军资不力；关羽表示回军后将予处置，二人因惧怕而接受孙权招诱。主帅与后方官员的矛盾已经进入军令层面，刘备方面却没有更高职位者居中裁断，也没有及时替换守将。关羽在前线每推进一步，后方的抵触便多一分。

孙权抓住的正是这道缝隙。
吕蒙称病离任，陆逊到陆口后写信极力推重关羽，关羽随之减轻对东线的戒备，抽调部分守军北上。孙权随后命吕蒙、陆逊西进，公安、南郡迅速易手，陆逊继续控制宜都方向，多名将领截断关羽退路。东吴的行动由孙权决策，吕蒙负责夺取后方，陆逊负责扩大战果。刘备把荆州托付给一个人，孙权却用明确分工围住了这个人。

曹操一方的增援更能看出差距。
于禁七军覆没后，曹操没有把樊城交给曹仁独自支撑，又派徐晃救援。

徐晃所部多为新卒，曹操令徐商、吕建等部会合，随后增派殷署、朱盖等十二营。
徐晃击破围头、四冢，曹仁才得以解围。关羽在襄樊面对的是不断补充的魏军，他身后的江陵却没有第二支蜀军赶来接替任何一个缺口。

距离荆州较近的上庸，也没有成为援军来源。关羽围攻襄阳、樊城时，多次要求刘封、孟达发兵，二人以山郡初附、不可动摇为由拒绝。这个理由符合上庸刚归附的现实，却暴露出刘备军令的边界：刘封、孟达各有守土任务，关羽只能催促其发兵，无法把东三郡当作荆州预备队使用。地图上的相邻，并没有形成战场上的接续。

徐晃破围后，关羽南撤，江陵已经落入孙权之手，部下家属也在城中。关羽军随即离散，败局从一场前线受挫变成整个战区崩塌。关羽拒婚辱使、轻慢麋芳和傅士仁，都加快了失败；可一个战略重地若只能依靠主将永不误判、部下永不生怨、盟友永不翻脸才能保存，主君的部署已经把风险推到了尽头。

刘备未必能在荆州再放一个关羽，却可以拆开关羽承担的职责。江陵需要独立主持后方的人，公安需要可靠守将，陆口方向需要专门维持对吴关系的人，上庸与荆州需要事先明确增援军令。建安二十年孙刘争夺三郡后，这些调整已经有充分理由；刘备没有做。他仍沿用早年流动作战时的兄弟分兵，把对一个人的信任当成对一片战区的控制。

荆州失守后，诸葛亮早年设想的两路进兵失去东路支点。
刘备随后发动东征，章武二年败于夷陵，四十余营被破，黄权因归路断绝而降魏，刘备退至白帝。此后蜀汉北进只能依托汉中及陇右一线，荆州向宛洛的道路已经消失。

关羽守荆州并非用人错误，刘备只留关羽，才是无法挽回的失误。

他选中了最可信的守将，却让这名守将同时成为前线、后方、联盟和退路的唯一支柱；关羽一倒，荆州没有任何一层能够继续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