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立国的最后一战突生两起刺杀，刘秀感叹：蜀人的手段果然高明，出人意料！
公元35年十月，成都以南几十里的汉军营地突然乱了。主将岑彭前一天还在催军前进，当夜却被混进营中的刺客杀死。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就在四个月前，北路主将来歙也倒在同样的手段之下。
两名大将，一南一北，都是在攻势最顺的时候遇害，刘秀接连收到噩耗，很难不意识到，公孙述一方已经改变打法：与其在险要之地硬挡汉军，不如直接除掉掌握全军节奏的人。
这场灭蜀之战为何如此难打？关键不只是成都城高粮足，而是通往蜀中的道路，被山岭和江河切成了许多狭窄入口。北面要过河池、下辨，东面要闯荆门、虎牙，沿江还有江州、平曲、武阳等要地。
这些地方彼此相连，如同一串门闩。大军只要在一处受阻，粮草、船只和后续兵马都会慢下来。公孙述经营蜀地多年，正面防线虽然不断后退，但仍有能力利用山路、江面和营地间隙发动突然袭击。

来歙走的是北路。他此前参与平定陇右，熟悉山地用兵，也善于协调不同将领。建武十一年六月，他与盖延、马成进攻王元、环安，接连攻下河池和下辨，随后乘胜深入。北面门户刚被撬开，公孙述一方立刻感到了危险。
刺杀发生在夜间。来歙被刺中要害，利刃还留在身体里，却没有先顾自己的伤，而是急忙把盖延叫来。盖延看到他的伤势，伏在地上痛哭。来歙反而大声斥责，叫他来是为了交代军务，不是看他流泪，前线更不能因为主将倒下便失去控制。

来歙随后亲笔写下奏章，推荐太中大夫段襄，又请刘秀以后多管教、照看自己的兄弟。他放下笔，拔出刺入身体的利刃，随即去世。刘秀读完奏章后震惊落泪，后来穿着素服为他吊丧送葬。
来歙遇害，汉军没有就此退回去，但北路的推进肯定受到影响。换人接管部队、重新传达命令、安排粮道、安抚军心，都需要时间。对守军来说，这正是刺杀的价值：不用在山谷中同整支军队拼命，只需少数人冒险，便可能换来一段喘息机会。

东路的岑彭，走的又是另一种路子。他面对的不是普通城墙，而是横在江面上的浮桥、水寨和山上营垒。吴汉认为船工耗费粮食，一度想把部分水军遣散，岑彭坚持不能这么做。刘秀也明确表示，荆门一带的水战应由岑彭主持。
岑彭募集敢于冲击浮桥的士卒。进攻时江上风势很急，汉军战船迎流而上，以火炬点燃桥楼，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浮桥被毁后，蜀军水上阵地崩开，不少士兵落水，任满战死，程泛被擒，田戎退往江州。
打开荆门以后，岑彭没有沿着每一座坚城慢慢攻打，而是留下部队牵制江州，自己带兵继续西进。他沿途严禁抢掠，对前来迎接的百姓也不收牛酒，因此不少地方主动开门。这样的军纪，替他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抵抗。

公孙述原以为汉军主力仍在平曲一带，重兵也被调去迎战。谁知岑彭忽然改变路线，连续击破拦截部队，迅速夺取武阳，又派精骑奔向广都。等成都方面反应过来，汉军已经绕到部分蜀军的后方，距离成都只剩数十里。
可进军越快，营地越容易出现空当。岑彭驻扎的地方名叫“彭亡”，他听到这个地名后心里不安，准备迁营，只因天色已晚，没能马上行动。刺客假扮成逃亡奴仆前来投降，骗过守卫混入营中，当夜将岑彭杀害。

两次刺杀看起来相同，实际打中的位置并不一样。来歙负责北线协调，他一死，各路兵马需要重新衔接；岑彭则是东线速度的核心，他倒下后，原本直逼成都的快攻被迫停顿。公孙述一方显然摸清了这两名将领在军中的作用。
不过，刺杀也有无法突破的限度。它能除掉一个主将，却不能让已经烧毁的荆门浮桥重新立起来，也不能让失守的河池、下辨重新回到守军手中。更重要的是，刘秀手下并非只有来歙和岑彭两个人，盖延、吴汉、臧宫等将领还能继续接管部队。

公元35年十二月，吴汉率领水军继续进攻蜀地。进入公元36年后，汉军先后在武阳、江州、广都、涪城取得进展，成都外围被一步步压缩。其间吴汉也曾因轻敌、分营而陷入危险，但最终重新合兵，连续击败公孙述部队。
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公孙述亲自率军出城交战。双方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蜀军逐渐疲惫，汉军护军高午带领精锐冲入阵中，刺中公孙述胸部。公孙述被抬回城内，当夜去世，延岑第二天开城投降，延续多年的割据政权就此结束。
成都陷落后，吴汉放任士兵劫掠，又焚烧宫室。刘秀得知后非常生气，严厉斥责吴汉和刘尚。因为打下城池只是军事上的结束，如何约束部队、安定百姓，才决定统一能否真正站稳。胜利若伴随着失控，留下的伤口仍需很长时间才能修复。

在我看来，这两起刺杀最值得琢磨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刺客传奇，而是弱势一方如何寻找强军最薄弱的位置。公孙述一方用很小的代价，连续打掉两名关键主将，确实争取到了时间，手段也足够出人意料。

但战争最终比拼的，还是兵力、粮草、人才和组织能否持续运转。两把刀改变了汉军前进的速度，却没有改变双方力量消长的方向。刘秀能够完成统一，不是因为所有名将都不会倒下，而是因为一名将领倒下后，军令仍有人执行，部队仍有人接管，整个作战体系没有跟着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