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太说：“施南生昏迷后开始插管，我当时就跟张叔平讲，这家医院的做法太不负责任了。既然已经知道她没有抢救回来的希望，就不该再建议插管。插管后可以维持两三年，医院每天都能收费，可她究竟还有没有意识？会不会一直承受痛苦？所幸她只插管了一个星期便离开了，对她来说，也算终于得到了解脱。”

2026年7月13日晚上8时51分，香港养和医院传出消息，75岁的资深电影人施南生离世。

她的电影工作室随后发布声明，交代了这段时间的病情：从2022年起，她的免疫系统便出现问题，身体状况一直不算理想，近月又遭遇细菌感染，最终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生命最后一段路，亲友陪在身边，前夫徐克也在医院守候。
 
几天前，施南生病重住院的消息已经在香港电影圈传开，张艾嘉、林青霞等多年好友先后到医院探望，面对守在门外的记者，她们没有多谈病情，只表示会把大家的关心带进去。

7月10日，徐克再次现身医院，离开时只说情况仍在观察，需要一点时间。那时外界还抱着希望，没人知道，告别已经离得这么近。
 
施南生去世后，向太陈岚在社交平台谈起她的最后时光，按照向太的转述，施南生入院后曾陷入昏迷，并接受气管插管治疗，时间大约持续了一周。

向太听到这些情况后很难过，也由此谈到自己见过的长期插管经历，担心病人在意识不清时仍承受身体上的痛苦。
 
这场讨论之所以迅速扩大，和施南生8年前说过的一番话有关，2018年，她参加“与施南生对话”座谈会，主持人陈志云问到如何看待衰老和死亡。

她没有回避，还带着一贯的爽快说，现代人可能活得很久，财务上要提前准备，但比起死得早，她更在意不要拖得太久。

她当时还透露，自己已经办好遗嘱，并签署了“不作心肺复苏术”的预设医疗指示。
 
这句话后来被不少文章改写成“不插管、不电击、不进ICU”，听起来很有冲击力，却并不准确。

“不作心肺复苏术”通常针对心跳或呼吸停止后的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和电击除颤，并不自动等于拒绝住进深切治疗部，也不必然排除病情恶化阶段的气管插管。

预设医疗指示能否适用，还要看文件写了哪些项目、病人的状况是否符合其中设定的条件，以及医护人员当时能否确认文件真实有效。
 
也就是说，施南生曾公开表达过不愿接受无意义抢救，这一点有迹可循；但她是否明确拒绝这次治疗中的插管，外界并不知道。

仅凭她曾签过“不作心肺复苏术”指示，就断定医院违背她的意愿，甚至进一步推测医院为了收费才继续治疗，证据并不够。

重症医学中的插管，有时是为了争取逆转感染和器官衰竭的机会，与心跳停止后的心肺复苏并不是同一件事。
 
向太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也与向家的亲身经历有关，向华强此前曾谈到，大哥向华炎在ICU接受插管治疗约8至9个月，每月医疗和护理开支不低，家人因为舍不得，一直希望继续维持。

那段经历让他们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当治疗已经很难改变结局时，坚持到底究竟是尽责，还是把告别推迟？
 
类似的选择落到现实里，远没有一句“救”或“不救”那么简单，医生看到的是病情变化、治疗窗口和专业责任，家属面对的却是恐惧、愧疚与不愿放手。

病人清醒时可以表达意愿，可一旦失去意识，文件写得是否明确、家属是否知情、医疗团队是否及时取得文件，都会影响最后的决定。

很多争议并不是因为谁故意做错了，而是所有人都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选择。
 
施南生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复杂的事，她参与新艺城的经营，后来与徐克创办电影工作室，从融资、制作到海外发行，许多后来被观众记住的香港电影，都有她在幕后推动。

她习惯提前做计划，也习惯把混乱的事情理出头绪，连自己的遗嘱和临终意愿都很早开始安排。

也正因为如此，她离世后的这场讨论才格外刺眼：一个人明明提前说过想法，到了真正病危时，外界仍然很难知道她最后的选择是否被准确理解。
 
我认为，讨论施南生的最后时光，重点不该变成对医院的情绪化指责，更不该拿未经证实的病床细节制造刺激。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我们是否认真了解过“不作心肺复苏术”和“拒绝一切治疗”的区别，是否把自己的临终意愿写得足够具体，也是否让最亲近的人和医生提前知道。
 
尊重生命不只是想尽办法延长心跳，还包括尊重一个人在清醒时作出的选择，但这种尊重不能只靠一句口头交代，更不能等到ICU门口才开始争论。

把文件准备好，把适用条件说清楚，定期和家人沟通，必要时让医生参与讨论，这些事听着不吉利，却可能在真正艰难的那一天，替自己和家人减少一点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