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四个孩子被人领进屋里的时候，许世友正背对着门口站在一张大地图前。他转过身来，就看见门口挤着四个小小的身影，衣服又破又薄，补丁摞着补丁，脸上脏兮兮的，就剩一双双眼睛还亮着。最大的那个男孩看着也就十二三岁，一只手紧紧牵着妹妹，另一只手护着身后两个更小的。许世友几步走过去，蹲了下来。他嗓子有点发哽，憋了半天，开口第一句问的是：你们吃饭了没有。

孩子们摇头。最小的那个女孩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许世友猛地站起来朝外头喊：“让厨房下几碗面，多卧几个鸡蛋！”又转头对警卫员说：“先到我屋里拿些饼干来，现在就去！”

许世友拉着孩子们在椅子上坐下，大手在最小的那个头上轻轻按了按。最大的男孩挺直了背，嘴唇抖了半天才说出话来：“许伯伯，妈妈不在了。走之前，让我们来找您。”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在走。许世友点了点头，手重重按在男孩肩上。“我知道，”他说，声音压得很低，“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

面端上来的时候冒着热气，四个孩子围在桌上狼吞虎咽，烫得直咧嘴也不肯放慢速度。许世友就坐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不说。等他们吃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问：“还有四个，现在在哪儿？”男孩抬起头，抹了把嘴：“二哥带着老五往上海方向去了，想找舅舅。小叔和六妹，可能还在安徽那边……我们也没法联系。”

许世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他走到桌边拿起电话，要通了几个号码。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我许世友。找几个孩子，陶勇的孩子……对，就是陶勇。活要见人，一个都不能少。”

撂下电话，许世友站在窗前好一阵没动。陶勇跟他是什么关系？那是从红四方面军一路打出来的老兄弟。当年在川陕根据地反围剿，陶勇带着突击队被敌人机枪压在山沟里，是许世友拎着大刀带人杀出一条血路救出来的。打完仗两个人蹲在战壕里分一个烤红薯，陶勇还咧着嘴骂他：“下次再抢老子功劳，地瓜壳都不给你留！”谁能想到，当年一起扛枪淌血的人，说没就没了，留下几个孩子满世界流浪。

接下来的日子，南京军区司令部的几辆车悄悄出去了。找孩子的事不能大张旗鼓，许世友派出去的都是跟了他多年的老部下。他自己家里一下子添了四个小身影，屋子顿时显得窄了。许世友让夫人把自己的书房腾出来给男孩们住，两个女孩就安置在隔壁。每天晚饭他必定回来跟孩子们一桌吃。起初孩子们筷子都不敢伸，许世友就挨个夹菜，夹得碗里堆成小山。“吃，”他就一个字，“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夜里他偶尔会去孩子们屋外站一站。有一次听见里面有压抑的哭声，推门进去，是最小的那个女孩在做噩梦。许世友不会哄孩子，就坐在床边，用那双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手，有点笨拙地拍着孩子的背，一下，又一下。直到哭声停了，呼吸均匀了，他才起身离开。一个在战场上刀枪不入的人，面对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心软得一塌糊涂。

寻找另外四个孩子的过程并不顺利。消息时有时无，许世友的脾气开始变坏，在司令部里为一些小事发火。但回到家里，面对眼巴巴望着他的孩子们，他的声音总是压得很低。“有消息了，”他会说，“在找。很快就能回来。”一个多月后，第一个好消息传来：在上海郊区找到了老二和老五，两个孩子躲在废弃的厂房里，靠捡垃圾换点吃的。又过了二十几天，最后两个在安徽一个小县城被找到，老部下装成跑生意的，在街边认出了正在乞讨的两个孩子。

八个孩子全齐了那天晚上，许世友家的饭厅摆了一大桌。八个孩子坐得满满当当，许世友端起一碗汤，没说什么祝酒词，只是看着这一张张还带着惊惶的小脸，说：“从今天起，你们就在这儿好好长大。别的不用想。”饭后他把最大的两个男孩叫到书房，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他指着沿海的地方说：“你们的父亲，是守着这片海的。以后你们大了，未必都去当兵。但无论做什么，骨头要硬，脊梁要直。这是你们父亲的样子，记住了。”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个年代许世友自己也处在风口浪尖上。有人劝他把孩子送走，省得惹麻烦。许世友眼睛一瞪：“陶勇的问题还没查清楚，不能说他就是反革命。就算是父母有罪，也不能连累孩子！”后来上面来人调查，他直接让警卫连在院墙边守着。这份庇护来得不容易，也来得硬气。后来孩子们长大了，三个男孩被送进坦克部队，一个女孩去了护校学医。老三张小勇后来成了中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的舰长。每年清明节，他们都会相约去给许世友扫墓。

回过头看这件事，最让人感慨的不是许世友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在人人自危的时候，他敢拍胸脯说一句“我管”。仗义每多屠狗辈，这话搁在许世友身上，一点都不夸张。陶勇把命交给了革命，许世友把情义留给了陶勇的孩子。那个年代有多少人迫于形势撒手不管，又有多少人明哲保身闭门不见，许世友偏偏选了最难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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