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毕业，校长冯友兰想破格录取他留校读硕士，没想到钱钟书一口拒绝，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我的导师！”钱钟书之前的导师吴宓听后，非但没生气还笑了，平静地说：“钱先生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

说起民国文坛的狂士，钱钟书肯定算一个，坊间流传最广的段子，莫过于他当年放话“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一个配当我导师”，这话传了快一个世纪，很多人都当成真事津津乐道，可实际上这是一则不折不扣的谣言。

早在1998年，杨绛就专门撰文《吴宓先生与钱钟书》公开辟谣，明确表示钱钟书从未说过这句话，当年的外文系学生李赋宁先生也郑重发表声明，称从未听钱先生讲过类似言论，更不相信他会对恩师说出如此无礼的话。

之所以谣言越传越真，无非是符合大众对“天才狂士”的想象，加上钱钟书素来言辞犀利，便被人添油加醋安在了他头上。

谣言是假，但钱钟书和吴宓这对师生之间，确实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恩怨，真正让两人生出嫌隙的，是1937年那篇刊登在报纸上的书评。

当时钱钟书正在英国牛津留学，受杂志社邀请为温源宁的文章写书评，题目就叫《吴宓先生及其诗》，仗着年少才高，他在文中极尽调侃之能事，不仅拿吴宓苦恋毛彦文的私事当笑料，还直言毛彦文是“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子”，连吴宓的学术主张也一并嘲讽，文章刊出后，吴宓的这段私人感情成了整个学界的笑柄。

钱钟书还特意把文章寄给吴宓本人，附信里带着几分年轻人的倨傲，吴宓读完在日记里写下：“该文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实使宓尤深痛愤”，字字句句，都是实打实的伤心。

换作旁人，被学生这般当众羞辱，怕是早就断了往来，可吴宓没有，他气归气心里却始终认钱钟书是难得的奇才，后来钱钟书回国任教西南联大，因性格狷介和系里同事闹得不愉快，甚至有人想借机把他排挤出校，站出来力保他的，正是吴宓，吴宓逢人便说，年轻一辈文史人才，首推钱钟书，其他人不过尔尔。

1940年清华外文系开会讨论重聘钱钟书，叶公超、陈福田等人明确反对，又是吴宓一力促成，最终让聘任决议通过，只可惜聘书迟迟未能寄到钱钟书手中，加上父亲钱基博召他去湖南蓝田师范学院陪侍，钱钟书最终没能回到西南联大。

后世有人编排说钱钟书是“被排挤走的”，其实不尽然，更多是时局与家事的阴差阳错。

还有一桩广为流传的误会，就是说《围城》里的三闾大学影射西南联大，校长高松年暗指吴宓，所以两人才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后人的过度解读。

学界早已考证清楚，三闾大学的原型是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在那里任教近两年，对学校的人事环境、办学细节都十分熟悉，写进小说里顺理成章，西南联大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规模、建制和三闾大学完全不同，根本对不上号。

《围城》出版后，吴宓自己也买来读了，还评价书写得不错，并没有因为所谓“影射”而动怒，两人后来渐渐疏远，更多是因为时局动荡、各自飘零，加上当年书评留下的芥蒂，慢慢就断了联系，谈不上什么“老死不相往来”的深仇大恨。

真正让钱钟书追悔莫及的，是几十年后他读到《吴宓日记》，才知道自己当年那支刻薄的笔，给恩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八十多岁的钱钟书在给吴宓女儿吴学昭的信里写道：“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恕，真当焚笔砚矣”，还说自己愿意永远列在吴先生的弟子名下， 只可惜，吴宓早已离世多年，这句迟到的道歉，恩师再也听不到了。

世人总爱谈论钱钟书的狂，却少有人看见他狂背后的成长，年轻时候恃才傲物，总觉得笔下犀利就是高明，拿别人的心事当谈资，以尖刻为风趣，直到历经世事才明白，真正的学识从来不是用来伤人的，包容自己的人，才是最不该被辜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