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新教传统“荣神益人”，这套理念至今并未彻底消亡，但已经不再是驱动资本主义运转的主流精神根基。

韦伯笔下原始加尔文宗的天职观，建立在预定论带来的救赎焦虑之上：财富积累是蒙受神拣选的记号，经营事业终极目的是荣耀上帝。随着社会世俗化、消费资本主义兴起，这套完整逻辑在大众层面逐步瓦解。成熟的资本体系依靠市场竞争、工具理性就能自主循环，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作为动力。

但在欧美保守福音派等圈层，“经商为荣神、企业是神的托付”依旧持续流传。这套叙事潜藏巨大风险：商业扩张被赋予神圣使命，资本诉求就此拥有类似天命论的精神背书。当资本需要对抗政府监管时，可以主张世俗权力不该干涉神托付的事业。

以此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济民，二者底层框架高下立判。荣神体系存在彼岸信仰，存在把逐利活动神圣化的可能；经世济民以现世民生作为最终评判标准，财富与商业自始至终只是工具，不存在任何叙事能够将损害民众利益的资本行为正当化。

同时我们依然需要保持清醒：不能夸大文化伦理的作用。资本能够绑架操控公权力，根源是所有制与政治制度安排。荣神叙事只是可供资本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问题本源。无论何种价值理念，如果缺少配套制度约束，单纯依靠道德伦理，终究难以遏制资本的无限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