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郭松龄起兵反奉时，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

1925年，郭松龄决定反奉，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多年的矛盾积累和现实刺激的结果。

郭松龄出生在沈阳东陵，自幼聪慧，文武兼修，早年加入同盟会，为振兴国家而四处奔走，他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后来又任职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

护法失败后，他回到东北，成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教官，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正直、不贪财、不嗜烟酒的郭松龄，在奉系军中显得颇为特殊。

他喜欢研究军事，思想深受孙中山革命理念的影响，对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非常不满，这让他与奉系集团格格不入。

张作霖对这个充满“特殊气质”的人从未有过真正的信任，也埋下了双方矛盾的种子。

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郭松龄立下战功，但张作霖对他始终有所防备。

特别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郭松龄本被许诺担任安徽督军，但张作霖最终食言，任命杨宇霆担任蓄势已久的位置，而郭松龄被晾在一旁。

这一消息让他彻夜未眠，心中不满更是无以复加，与奉系的裂痕越来越深。

1925年，张作霖与日本密议，以承认“二十一条”为代价换取军火支持，用于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得知后，感到彻底失望，这成为他反奉的导火索。

当年10月，郭松龄在天津召集密会，包括刘伟、范浦江、霁云等人，讨论了起兵反奉的计划，在会议上，他对张作霖与杨宇霆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甚至与冯玉祥、李景林达成了反奉同盟。

张学良很快觉察到异样，他亲赴天津劝郭松龄打消念头，甚至提议陪郭松龄面见张作霖斡旋，然而，郭松龄丝毫不为所动，转而加速部署起兵事宜。

11月21日，郭松龄来到滦州车站，召集手下军官召开军事会议，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强硬地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反奉宣言”，要求所有与会军官签字。

当时气氛极为紧张，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面对充满政治风险的誓言，大多数军官在权衡利弊后选择签字，但也有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四名师长，以及三十多名军官坚决拒签。

郭松龄闻讯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这群“不配合者”枪决，多亏幕僚邹作华再三劝阻，这些人最终被押解到天津，交由李景林看管。

郭松龄起兵后势如破竹，他手握七万精锐部队，连战连捷，很快，他攻克山海关，占领锦州，逼近奉天城下。

他的军队原本就是奉军主力，战斗力也极其强悍，张作霖更是接连召开紧急会议，准备撤往大连躲避，他甚至布置了满满29辆汽车装载家眷和细软，将分崩离析的局势展露无遗。

但就在郭松龄胜利在即之时，形势突然逆转，他的盟友冯玉祥与李景林却因为利益问题发生严重内讧。

不仅如此，李景林还扣押了郭军存在天津的军费和6万套冬衣，后勤补给因此陷入巨大危机，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有关东军势力插手。

张作霖迅速与日本达成协议，获得大量军火支援，郭松龄虽勇猛，却难敌内外交困。

12月14日，郭部在巨流河一役中遭遇惨败，在日军配合下，张作霖逐步掌控了战局。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在逃离途中被奉军俘获。

12月25日清晨，他们被执行枪决，奉命行刑的军官回忆，郭松龄在行刑前神色平静，只说了一句“成王败寇，无话可说”。

他的遗体被张作霖运回奉天示众三日，奉天城内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反奉行动彻底落下帷幕。

郭松龄反奉虽败，但他的爱国之心和反对军阀混战的情怀却流传至今，他的失败，不仅因性格刚愎自用，也因政治局势复杂多变。

他在对待同僚时多般严苛，尤其是曾残酷处决姜登选，即便是盟友李景林也认为他的手段“不太地道”，这让人在回顾他的历史时，不免生出几分复杂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