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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兰考的四个农民长途跋涉,去往新安监狱探监,在门口,监管人员问:“你们来

80年代,兰考的四个农民长途跋涉,去往新安监狱探监,在门口,监管人员问:“你们来看谁?有什么亲属关系?”四个农民答:“俺们来看老县长张钦礼,没有亲戚关系。”谁料监管人员回答:“没有亲属关系,不准探望。”

2004年5月,河南兰考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原的事,一位77岁的老人去世,灵车从外地运回兰考老家,原本半个小时的车程,硬生生走了四个多小时,沿途十几万百姓自发涌上街头,有人拄着拐杖,有人抱着新收的麦穗,灵车经过时,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喊声压过了风声。

这位老人既不是什么高官,也不是什么富商,相反他还坐过牢,顶着“罪犯”的名头离开人世,他叫张钦礼,是焦裕禄当年在兰考最亲密的战友,也是兰考百姓记了一辈子的老县长。

很多人都知道焦裕禄治沙的故事,却少有人知道,焦裕禄去世后,是张钦礼扛下了没干完的重担,1962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时,张钦礼是县委副书记、县长,土生土长的兰考人,对全县的沙丘、河沟、盐碱地门儿清,被老百姓叫“活地图”。

两个人一拍即合,成立“除三害”办公室,天天泡在地里,带着群众翻淤压沙、种泡桐、挖沟渠。

1964年焦裕禄病逝,临终前拉着张钦礼的手,嘱咐他一定要把兰考的沙治好,张钦礼含泪答应,往后十几年,他比以前更拼,县里配了两辆公车,他直接下令卖掉,钱全分给穷生产队打井、买农具,自己下乡永远骑自行车,裤腿上常年沾着泥。

张钦礼给干部定规矩,县委常委每年下地劳动不能少于一百天,出门必须带铁锹和粪筐,走到哪儿干到哪儿。

那时候兰考的老百姓都知道,找张县长不用去县政府,去沙丘上、去农户家,一找一个准,谁家揭不开锅,谁家房子漏雨,哪个村的水渠堵了,他比村干部记得还清楚,敢说真话,敢替百姓扛事,也正因如此,张钦礼这辈子三次蒙冤,最后一次直接被判了13年刑,关在几百里外的新安监狱。

消息传到兰考农村,庄稼人心里都堵得慌,他们不懂什么复杂的罪名,只知道张县长是真心为兰考好,于是就有了80年代那桩传遍豫东的事:四个走街串巷爆玉米花的兰考农民,凑了路费,辗转几百里去新安监狱探监。

到了监狱门口,狱警按规矩问:“什么亲属关系,有介绍信吗,”四个汉子摇摇头:“不是亲戚,也没介绍信,俺们来看老县长张钦礼,”按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探视,狱警直接把他们拦在了门外。

换别人可能就走了,可这四个庄稼汉犟得很,他们退到大门外的青石板前,扑通一声齐刷刷跪了下去,腊月天,石板冻得冰碴子似的,寒气顺着膝盖往骨头里钻,他们不哭不闹,就直挺挺跪着。

狱警过来赶,年纪最大的那个红着眼说:“俺们从兰考来,走了一整天,见不到老县长,俺们不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里面一位老管教听说了,出来问清缘由,沉默了好半天,转身进去协调,过了好久老管教出来挥挥手:“起来吧,给你们二十分钟。”

四个人膝盖早就麻了,互相搀着一瘸一拐往里走,见到张钦礼的那一刻,他们差点认不出来,当年在地里风风火火的汉子,如今头发白了大半,瘦得颧骨高耸,穿着囚服,手腕上青筋都凸着。

张钦礼看见这四张沾满尘土的脸,脚步一下就定住了,四个农民把烧饼往前推,嘴笨,说不出啥漂亮话,只念叨着:“家里带的,你尝尝,”张钦礼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眼泪就砸在了烧饼上,对面四个汉子也别过脸,用粗糙的手掌抹眼睛,肩膀一抽一抽的。

短短二十分钟,没说多少话,全是眼泪,临走时张钦礼对着四个农民深深鞠了一躬,弯着腰停了好久,起来时满脸都是泪。

其实那时候去新安监狱看张钦礼的,远不止这四个人,东坝头村穷,全村人凑钱选了两个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坐火车转汽车赶过去,代表说:“全村人都知道你在这儿坐牢,上次选县长,全村26口人全投了你。”

后来张钦礼保外就医回到兰考,老百姓自发涌上街头接他;2004年张钦礼去世,十万乡亲沿路相送,墓前百姓自发立了上百座碑,形成了一片罕见的“百姓碑林”,墓碑上刻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奖那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有人说法律有法律的定论,可民心有民心的账本,一个干部干得好不好,不是报告写得有多漂亮,不是奖状贴得有多满,而是当他落难时,有没有老百姓愿意走几百里路,跪在监狱门口就为看他一眼;当他走了,有没有十几万百姓自发赶来,跪在路上送他最后一程。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把百姓放在心上,百姓就会把你举过头顶,这句话从来都不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