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敏，今年四十五岁，在城南菜市场有个两米长的摊位，卖手工水饺和馄饨。离婚十年，我独自把女儿小禾供上了大学。手上冻疮好了又长，日子虽不富裕，但心不慌了，觉也踏实了。我怎么也没想到，李建国这三个字，竟会在我四十五岁这年秋天，毫无征兆地从我生活的最底层翻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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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我这辈子都没想过，再听到李建国的消息，会是从他工友嘴里。
那天是星期三，十月中旬，天已经转凉了。菜市场里还是老样子，早上五点钟就开始闹腾。卖鱼的拿着皮管子往地上冲水，哗啦啦的声音混着鱼腥味到处飘。卖菜的老张头扯着嗓子喊“新鲜的大白菜，自家种的”，旁边卖调料的王姐正往玻璃罐里分装花椒粉，呛得人直打喷嚏。
我蹲在摊位后面，正在调饺子馅。猪肉白菜的，白菜是昨天傍晚去批发市场捡的便宜货，虽然叶子有点蔫，但剁碎了拌上肉，谁也吃不出来。我一边剁菜一边算账，这个月摊位费涨了一百块，水饺的价格要不要也跟着涨五毛？涨吧，怕老主顾不高兴。不涨吧，里外里一个月少挣三四百。正犯愁呢，手机响了。
我手上有油，在围裙上蹭了两把才接起来。是个陌生号码，我以为是哪个老主顾要订饺子，声音还挺客气：“喂，哪位？”
电话那头是个男人，嗓门挺粗，但语气透着股着急：“嫂子，我是老刘，刘德厚，跟李哥一个工地干活的。你还记得我不？”
我的手一下子顿住了。李哥。李建国。
老刘这名字我有印象。当年我跟李建国还没离婚那会儿，他来过家里吃过一顿饭，管我叫嫂子，管李建国叫哥。那顿饭吃的是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李建国喝多了，拉着老刘吹牛，说自己早晚能发财，让我跟着他享福。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刘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紧，“你找我有什么事？”
“嫂子，李哥住院了。在中心医院骨科，三楼六号病房。”老刘的话跟倒豆子似的，一句接一句往外蹦，“工地上摔下来的，腿摔折了，打上石膏了。大夫说要好好养着，可他不吃不喝，谁劝都不听，嘴里光念叨你的名字。说啥也要见你一面，不然他就不治了。嫂子，你就当可怜可怜他，过来一趟吧，这好歹是条人命啊。”
一条人命。
我攥着手机，指关节发白。摊位上那盏四十瓦的灯泡嗡嗡响着，照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案板上躺着一排刚包好的饺子，个个圆滚滚的，花边捏得整整齐齐。我盯着那些饺子，脑子里却什么也没想，空白一片。
“嫂子？你在听不？”老刘在那边急了。
“我在听。”我说。
“那你过来不？李哥他——”
“我看看再说吧。”我没等他说完，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的脸。四十多岁的女人，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头发胡乱扎在脑后，身上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围裙。围裙上沾着面粉、油渍，还有岁月磨出来的那种怎么也洗不掉的灰败。
我认识这张脸。十年前，这张脸曾经鼻青脸肿，嘴角淌着血，对着镜子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跟那个叫李建国的男人有任何瓜葛。
十分钟后，我解下围裙，跟王姐说帮我看着点摊子，骑上电动车往中心医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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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病房里的无赖
电动车是二手的，骑起来咯吱咯吱响。从菜市场到中心医院，走的是城东那条老路。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刚开始黄，被风吹得满地打滚。我骑着车从落叶上轧过去，脑子里乱糟糟的。
中心医院是县里唯一的三乙医院，门诊大楼新盖没几年，看着挺气派。我把电动车停在车棚里，锁好，往住院部走。住院部是栋旧楼，外墙刷着白漆，窗户上装着老式空调外机，锈迹斑斑。
一进大楼，来苏水的味道就扑面而来。这味道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当年生小禾的时候，剖腹产，在医院躺了七天。那七天李建国只来过两回，头一回去了坐了一会儿，说工地忙，走了。第二回是出院那天，来了，看到缴费单，脸一下子拉得老长，嘴里骂骂咧咧地数落我“生个孩子花这么多钱”。
我在电梯口站了一会儿。电梯门开开合合，有人推着轮椅进去，有人搀着老人出来。我盯着电梯上那个“3”字，心里头翻江倒海。
去吧，来都来了。我对自己说。
三楼，骨科病房。走廊很长，铺着绿色的地胶，两边墙上每隔几步就挂着一幅健康宣传画，讲的是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混着病房里传出来的说话声、咳嗽声、电视声，乱糟糟的。
六号病房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咣当”一声，像是什么铁盆被扔到了地上。紧接着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很无奈，带着点被磨没了脾气的味道：“李先生，您这样我们没法给您治疗。您把饭打翻了，一会儿还得给您重新打一份。”
没有人答话。
我走到门口，往里看。
六人病房，不大不小，三张床靠墙，三张床靠窗。靠窗最里头那张床跟前站着个护士，二十出头的样子，手里拿着病历夹，一脸没辙。地上翻着一个不锈钢饭盆，稀粥洒了一摊，几片青菜叶子黏在床头柜的腿上，看着让人难受。
床上半靠着一个人。
我盯着那个人看了好一会儿，才把这张脸和记忆里那张脸对上号。瘦。瘦得太厉害了。李建国原本就不胖，但现在瘦得都有些脱相了。两颊凹陷，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的，像用刀在脸上挖了两个坑。下巴上全是青色的胡茬，乱糟糟地往外冒。他身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领口敞着，露出瘦骨嶙峋的锁骨。
他一条腿上打着石膏，用绷带吊在半空。另一条腿蜷在床上，脚背上还贴着输液留下的胶布。
他半闭着眼，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却还是那副死倔的脾气：“不吃……不饿……你们把……把周敏找来……见不到她，我什么都不吃……”
那个叫老刘的工友站在床边，急得直搓手。老刘是个矮个子，穿了件洗得褪色的夹克，头发剃得短短的，额头上全是汗。他嘴里念叨着：“李哥，你这何苦呢，身体要紧啊。”
我一脚跨进病房。
老刘一眼就看见了我，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是看见了救命菩萨。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声音又急又大，把整个病房的目光都招过来了：“嫂子！哎呀你可算来了！你快看看李哥吧，这都两天了，水米不进，谁劝都不听。我是实在没法子了，才给你打的电话。”
我没搭老刘的腔，径直走到病床前。
李建国像是有感应似的，缓缓睁开眼。那双眼睛浑浊得很，眼白布满血丝，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等看清了是我，他眼睛里头像是迸出一点亮光，身子挣扎着想坐起来，可那条吊着的腿让他动不了，只能用手撑着床，半欠着身子，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小敏……你来了……”
我低头看着他。
十年没见。十年前那个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的男人，那个把我攒下的钱拿去赌的男人，那个把家砸得稀巴烂的男人，如今躺在我面前，瘦得脱了相，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心里突然觉得很平静。
那种平静，不是原谅，也不是释怀，而是像看一个陌生人。就像走在路上，看见一个陌生人在街边乞讨，你会觉得他可怜，但也就仅此而已。你不会恨他，因为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不会心疼他，因为他跟你也任何没有关系。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份小米粥，是刚才路过医院门口小吃店买的，还冒着热气。我“啪”一声把那碗粥放在他打着石膏的腿上。
他身子抖了一下。
“李建国，”我说。我的声音不大，但病房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听见了。隔壁床正在哼哼的老大爷闭了嘴，门口走廊上路过的病人家属也站住了，往里张望。
“你不是要见我吗？我来了。你不是不吃不喝吗？行，粥我买来了，我看着你吃。”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下去：“装什么深情，演什么苦肉计？咱俩离婚证拿了十年了，你现在跟我玩这一出，是想恶心谁？”
李建国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那张灰败的脸在日光灯下红一阵白一阵，眼神躲闪着，不敢跟我对视。
我站在那里，攥着围裙边，感觉到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身上。护士小姑娘拿着病历夹，嘴巴微微张着。老刘站在一边，搓手的动作都停了。靠门的病床坐着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半个橘子，忘了吃，光顾看我了。
那一刻，十年积攒的委屈、愤怒、不甘，全都堵在嗓子眼里，等着往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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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闪回
我认识李建国那年，才十九岁。
一九九九年，我刚从镇上的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了两年，后来去县里的服装厂学踩缝纫机。厂子在城西，老街道里，厂房是红砖房，机器轰隆隆响一天。宿舍是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窗户漏风，冬天冻得手脚长满冻疮。
我们那一批进厂的女工有二十几个，年龄都差不多。白天踩缝纫机，晚上挤在宿舍里嗑瓜子聊天，说的话题无非是哪个车间的小伙子长得精神，或者谁家里又托媒人来说亲了。
我就是那时候被说的亲。
媒人是我二姨的一个远房亲戚，姓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说话嗓门挺大。她头一回到厂里找我，提了两斤苹果，坐在宿舍下铺，把我从上看到下，笑呵呵地跟我说话。
“姑娘长得挺周正，个子也不矮，在哪上班呢？一个月挣多少钱？”她絮絮叨叨问了一大堆，又说她手底下有个好小伙子，人老实，在机械厂上班，铁饭碗，爹妈都是老实本分人。
那小伙子就是李建国。
头一回见面，是我二姨拉着我去的。地方选在县城唯一一个公园，叫人民公园，里面有个人工湖，水浑得很，但岸边种了一圈垂柳，倒也好看。我们约在湖边的凉亭见面。
李建国穿了一件白衬衫，黑裤子，皮鞋擦得锃亮。他个子挺高，一米八往上，站在那里挺显眼。脸是方脸，浓眉毛，眼睛不大不小，笑起来的时候看着还挺精神。
他嘴甜，上来就叫“周敏同志”。那个年代年轻人相亲都是这个路数，称呼对方同志，正经八百的。后来聊开了，他就管我叫“小敏”，一口一个，叫得挺顺嘴。
我那时候年轻，没见过什么世面，被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叫“小敏”，心里头也有点飘飘然。他说他在县机械厂当临时工，虽然工资不高，但厂里效益还行，转正了就好了。他还说他喜欢看电影，问我看不看，说最近电影院在放《甲方乙方》。
那场电影，我们后来去看了。电影院是老式的那种，木头椅子，坐上去咯吱响。葛优在银幕上耍贫嘴，周围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李建国趁黑抓住了我的手，手心全是汗。我的心怦怦直跳，没有抽开。
处了半年对象，感觉这人虽然没啥大本事，但胜在老实肯干。我爸妈见过他一次，说这小伙子还不错，看着实在。他爹妈见我也挺客气，他妈那时候还没去世，是个瘦小的老太太，说话慢吞吞的，做的红烧肉挺好吃。
二〇〇一年春天，我们结了婚。
婚礼在村里办的，不算大，摆了十几桌酒。我穿了一身红，头上别着红花，敬酒敬了一圈，脸都笑僵了。李建国那天喝了不少，脸红得跟关公一样，拉着我的手到处跟人碰杯，嘴上不停地说“我媳妇”“我媳妇”。
那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有着落了。
婚后的头两年，日子还行。我们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院，一间正房，一间偏房，月租八十块。院里有一棵枣树，到了秋天能摘枣吃。厕所在院角，是旱厕，夏天苍蝇嗡嗡的，但我们也习惯了。正房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就塞满了。我用旧报纸把墙糊了一遍，又去布店扯了几尺花布做窗帘，看着倒也温馨。
李建国每天骑自行车去机械厂上班，我还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俩人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千块，日子紧巴巴的，但心往一处使，倒也没觉得苦。晚上下班回来，我做饭，他劈柴。吃完饭搬两个小马扎坐在枣树底下，我织毛衣，他看从厂里借回来的武侠小说。头顶上星星很亮，隔壁邻居家的狗偶尔叫两声。
我们说好了，攒几年钱，将来也在县城里买个小房子，不用大，能住就行。
小禾是二〇〇三年出生的。
生孩子那年我二十四岁，剖腹产。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李建国站在走廊里，怀里抱着裹在蜡烛包里的小禾，嘴巴咧到了耳朵根。那大概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可那开心，没持续多久。
小禾一岁多那年，机械厂倒闭了。李建国下了岗，在家待了小半年。那半年他整个人蔫蔫的，胡子也不刮，天天窝在屋里睡觉看电视，脾气变得很差。我下班回来做饭晚了，他就摔筷子，说他在家饿了一天，我还在外面磨蹭。
我让他出去找活干，他就瞪眼，说哪有那么好找的活。
后来他一个发小来找他，说在搞装修，缺人手，让他去帮忙。李建国去了。那发小叫大军，我见过两次，说话油嘴滑舌的，我不太喜欢。但李建国跟他走得近，我也没拦。
装修队里都爱喝酒，累了一天，晚上收工了就找个路边摊，花生米就着白酒，吹牛聊天。大军那帮人还爱打牌，斗地主，炸金花，有时候打麻将。一开始李建国只是偶尔玩玩，后来越玩越大，越玩越上瘾。
他变了。
一开始的改变是悄悄的不易察觉。比如说，他开始晚归，一开始是一两个小时，后来是一整夜。回来的时候满身酒气，红着眼睛，我问他去哪了，他不耐烦地说“跟大军他们喝了点”，倒头就睡。
后来家里的钱开始对不上账。他工资说是按天结，有时候能拿回来，有时候说工头没结账，过两天再给。可那“过两天”往往就是没了影。我追问急了，他就发火，说我不信他，说他挣的钱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
再后来，他学会了动手。
第一次动手，是因为我藏了他的工资卡。那天他说漏了嘴，说大军他们晚上有个牌局，他答应了要去。我趁他洗澡，把他的工资卡从裤兜里掏出来，藏在小禾的枕头底下。他洗完澡出来，翻遍衣服找不到卡，过来问我。我说不让他去赌。
他一下子发了狂。眼睛瞪得溜圆，骂我“臭娘们”，说我反了天了。我顶了他一句，说家里就这么点钱，你拿去赌了，我跟小禾喝西北风？
那一巴掌，就是那时候扇下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被人打。蒲扇大的巴掌呼过来，我整个人都懵了，耳朵里“嗡”一声响，人往后退了好几步，撞在门框上。半边脸火辣辣地疼，嘴里有股铁锈的腥气。我捂着脸，看着他，他站在屋子中间，手还扬着，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茫然，又变成慌张。
他“扑通”就给我跪下了。
他跪在我面前，两只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嘴里含混不清地说“我错了”“我不是人”“我再也不敢了”。他说他喝多了，酒劲上来了，控制不住。他说他心里苦，找不到正经工作，被大军他们看不起，只能在牌桌上找点面子。他说以后再也不喝了，再也不赌了。
小禾吓得哇哇哭，声音从里屋传出来，撕心裂肺的。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男人，又听着女儿的哭声，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拧了一下。我咬了咬牙，把他拉起来，说：“最后一次。”
不是最后一次。
家暴这种事，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酒醒了，他跪着扇自己嘴巴子；酒劲上来了，他又忘了。原谅换来的不是悔改，是变本加厉。
他打牌赢了，回来倒还高兴，有时候还会给小禾买根棒棒糖。输了，就阴着脸，找个茬跟我吵架。菜咸了、水太烫了、电视机声音太大了，任何一个理由都能让他爆发。先是骂，后来摔东西，再后来动手。
家里的碗碟，不知道换过多少茬。有一次他发疯，把我刚做好的一锅红烧肉连锅端起来砸在地上，汤汁溅了一墙。他站在满地碎片中间冲我吼：“老子在外面累死累活，回来就吃这玩意儿？”说着就要冲过来。我抱着小禾躲进里屋，锁了门，听他在外面乒乒乓乓砸东西，砸了半个小时才消停。
我还记得那个冬天的夜晚。
那是一月份，快过年了。小禾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寒假在家。那天我收工回家，一进门就觉得不对。屋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衣柜门开着，抽屉全被拉开了，东西扔了一地。李建国红着眼睛在翻箱倒柜，问我存折在哪。
我知道他要拿去干什么，我不能给他。那是小禾下学期的学费，还有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点钱，打算过年给小禾买身新衣服，给娘家买点年礼。
我说：“没有。”
他一把推开我。他力气大得很，我根本招架不住。我被他推得往后倒，后脑勺重重磕在五斗橱的角上。
“咚”的一声闷响。
我躺在地上，眼前一阵阵发黑。血顺着头发流下来，淌在脸上，热乎乎的。我用手指碰了一下，指尖染上了红色。屋子里的灯亮着，白炽灯泡，照得天花板一片惨白。
小禾从里屋跑出来，看见我躺在地上，脸上全是血，吓得大哭，小小的身子扑过来，挡在我面前，冲她爸喊“不许打妈妈”。
李建国站在原地，像是被女儿的喊声惊醒了。他看着地上的血，看着哭泣的小禾，脸上的表情僵住了。他的手里还攥着刚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存折，指关节发白。
我躺在地上，仰头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头发散乱，脸上是血和泪，狼狈得不成样子。
那一刻，我心里那点微弱的火光，彻底灭了。
离婚是我提的。
他不同意。酒醒了以后，又是老一套。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子，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孩子，说以后改。还跑到我娘家去，在我妈面前哭，说他做错了，求我妈劝劝我。
我妈心疼我，也心疼小禾，可老一辈人的想法不一样，说夫妻还是原配的好，离婚了孩子就可怜了，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没给。
他开始威胁。说我要敢离婚，他就天天去厂里闹，让我干不成活。他还去我娘家门口堵我，跟街坊邻居说我外面有人了才要离，把我妈气得血压都高了。
最后还是我净身出户，才换了那张离婚证。房子、那点可怜的存款，什么都没要。我只带走了小禾，带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破旧的行李箱。
离婚那天是夏天，从民政局出来，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李建国站在台阶上，看着我跟小禾，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难过还是宿醉。
我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我跟小禾挤在我妈家的小房间里，听着女儿均匀的呼吸声，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没有哭。眼泪早就流干了。
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这辈子，再也不靠任何男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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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烂泥里爬出来的日子
离婚后的日子，是真苦。
一开始住在娘家。可家里还有我大哥一家，房子小，挤不下。我嫂子人不坏，但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难免有摩擦。我知道不能长住。
我托人找了个出租屋，在县城边上的城中村，月租六十块。一间房，没有厕所，没有厨房。厕所在巷子口，是公用的，又脏又臭。做饭就在门口支个蜂窝煤炉子，下雨天煤烟呛得人眼泪直流。
屋子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墙皮斑驳，墙角发霉，窗户玻璃裂了一道缝，冬天冷风呼呼往里灌。我用报纸把裂缝糊上，又去废品站捡了块破毯子钉在墙上当装饰，尽量让这地方看起来像个家。
小禾那时候刚上小学，瘦瘦小小的，懂事得让人心疼。我晚上回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她就会给我倒杯水，小手颤颤巍巍地端过来，说不烫了，妈妈喝。
有一回我发烧，浑身疼得起不来床。小禾放了学自己回来，看我躺着，也不闹，搬个小凳子坐在我床前，拿毛巾蘸了凉水敷在我额头上，歪着脑袋说：“妈妈，你快点好起来。”
那毛巾的水顺着额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可我看着女儿的小脸，心里头却热得不行。我想，就为了她，再苦再难也得撑下去。
我开始到处找活干。工厂要年轻的，我这个年纪只能干别的。饭店洗碗，一个月三百块，包一顿饭。大冬天的，水龙头的水冻得刺骨，洗洁精把手泡得发白起皱，冻疮一个一个往外冒。后来冻疮破了，流黄水，沾到洗碗水里疼得钻心。可我一声不吭，裹上胶布继续洗。
夜市摆地摊，进了一堆袜子手套，铺块塑料布蹲在路边卖。城管来了，顾不上收摊，提溜着东西就跑。有一次跑慢了，被没收了半麻袋货，心疼得我一宿没睡着。
还给人当过保洁，一个上午跑三家，拖地擦窗倒垃圾，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一户人家养狗，客厅里满地狗毛，我用胶带一点点粘。那狗还冲我叫，凶得很。雇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电视，眼皮都不抬一下。
后来开始包饺子，一开始是给邻居包。我在家闲着没事，包了一屉饺子请对门王姨吃。王姨尝了一个，眼睛瞪得挺大，说：“周敏你这饺子包得真好吃！比外面卖的强。”她让我帮忙包一些，她拿回去冻着慢慢吃，给我二十块钱。
我突然开了窍。
包饺子这个事我能干。我在家包，包好了拿个泡沫箱子装着，骑自行车去菜市场门口卖。那时候还没有固定的摊位，就在路边蹲着，夏天晒得满头汗，冬天冻得手都没知觉了。
一开始不挣钱，因为没回头客。我就跟人家聊天，问好吃不好吃，馅儿咸了还是淡了。有人说皮太厚，有人说肉太少。我都记在心里，回去琢磨改良。面皮擀薄一点，馅儿放多一点，价格还比别人便宜五毛。
后来慢慢有了回头客。有个大姐每次都买两斤，说她家小孩就爱吃我包的饺子。还有个老大爷，腿脚不方便，每次都托邻居来买，说我的饺子有家里的味道。
摊位是后来申请的。菜市场里有个摊子空出来了，位置不算好，在最里面挨着厕所，味道大，月租一百五。我去找市场管理处问，那个管理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那个位置没人要，你要就拿去。”
我就这样有了个两米长的固定摊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撑过来了。小禾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成绩一直很好。她放学来我摊位上帮忙，一边写作业一边帮我递塑料袋。作业本摊在满是面粉的案板上，边角沾上了白印子，她也无所谓，咬着铅笔头算题。
高中三年，是最苦的三年。学费、资料费、补课费，一个学期下来好几千。我跟小禾说，你别操心钱的事，只管好好读书。她点着头，眼里有泪光。我知道她心疼我，可我更知道，她能考上大学，我们娘俩这苦日子才算熬到头。
她考上大学那年，我请王姐去小饭馆吃了顿饭，要了两个炒菜，一份红烧鱼，花了一百多块。王姐喝了两杯啤酒，脸红扑扑的，说：“周敏，你可算熬出来了。”
我笑着，眼角却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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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目光如刀
“吃啊。”
我站在李建国的病床前，盯着他的眼睛，把那碗小米粥往他手边又推了推。
病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护士小姑娘手里拿着病历夹，忘记往上面写字。老刘站在一边，双手攥在一起，不知道该往哪放。靠门病床的老太太，半个橘子举在半空，都忘了往嘴里送。
李建国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嘴唇翕动着，像要说什么。他那个样子，任谁看了都得说可怜。可我看着这张脸，心里头翻涌起来的却不是怜悯。
是委屈。
是这十年来所有咽下的苦，所有不敢在人前掉的泪，所有半夜惊醒时的恐惧。
“你以为你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李建国呢？”我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病房里每个人都听见。我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喝醉了就打老婆的李建国？把家败光了的李建国？把我和小禾逼得没活路的李建国？”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割开他表演出来的那层“深情”外衣。
“老刘跟我说你不行了，非要见我一面。我当是多大个事呢。以为你怎么也得有点真心实意。”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护士低着头，假装在看病历。老刘的喉结也上下滚了一下。隔壁床的老太太终于把橘子塞进了嘴里，慢慢嚼着，眼睛却还盯着我。
“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想赎罪，那行。”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他床头柜上。那张纸是我在家翻出来的，十年前的东西了，纸张已经发黄，边角都磨毛了。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笔笔数字，是我当年算过的账。
“这是当年离婚时，你欠小禾的抚养费，从她七岁算到十八岁，一共十一年，五万四千块钱。每一笔我都记着，一年五千，你一分没给过。”
我盯着他的眼睛：“你要是真有心，把这笔账结了。钱给了，也算你是个男人。”
李建国的脸在日光灯下红一阵白一阵。他张了张嘴，声音细若蚊蝇：“我没钱……”
“没钱？”
我笑了。那笑声我自己听着都有点刺耳。
“没钱你让老刘给我打什么电话？让我来干什么？来给你送钱交医药费吗？”
老刘在一边想解释：“嫂子，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刘哥你别说。”我打断他，“我懂你的好意，但有些事你不知道。”
我转回头看着李建国。
“李建国，你听好了。今天我来，就是看在你快病死的份上，来给你讲讲道理。”
我一字一句地说：“你的死活，跟我周敏，跟我们家小禾，没有半点关系。”
“你糟蹋了我上半辈子，现在还想用‘不吃不喝’来糟蹋我下半辈子？”
“你休想。”
他眼角的纹路深得像刀刻的一样，浑浊的泪水忽然从眼角渗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哭了。
这个当年一巴掌能把我扇倒在地的男人，此刻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是真心……想见你……”他嗫嚅着，声音断断续续，“这些年……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就是想看看你……”
“真心？”
我深吸一口气，逼回了眼眶里那点不争气的酸涩。
“你的真心就是当年那一个个巴掌，一次次拳打脚踢？你的真心就是翻遍全家找存折，拿去牌桌上输了精光？你的真心就是把小禾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缴费单看了一眼。押金欠了两千三百块，上面盖着财务科的红戳。我把单子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千块钱，整整齐齐的，是我今早刚从银行取的。
我把信封压在那碗粥下面。
李建国愣住了。
老刘也愣住了。
“这钱，不是给你的。”我转头对老刘说，声音平静，“刘哥，这是还前几年他找我大哥借的那笔钱。你帮我交到住院处，剩下的，给他买点吃的。他要是再闹，你就直接打精神病院的电话，别打我的。”
老刘接过信封，张了张嘴，看看我，又看看李建国，到底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最后看了李建国一眼。
他半靠在床上，石膏吊着的腿微微颤抖。脸上全是泪，狼狈不堪。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说不清楚是悔恨还是难堪，还是别的什么。
我没有再说话。
转身，走出了那间充满来苏水味道的病房。
走廊很长，绿色的地胶上倒映着日光灯的光。我的脚步声一下一下，不紧不慢。背后的病房里，传来一声压抑的、长长的抽泣。
我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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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回甘
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站在住院部门口，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县城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街灯的光映在上面，灰蒙蒙的。十月的晚风吹过来，有点凉，吹在我脸上，才发觉自己后背的衣服竟然湿透了。
我在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我以为自己会很痛快。
就像打了一场胜仗，扬眉吐气，把积攒了十年的那口恶气全出了。可是没有。心里头空落落的，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像有什么东西被掏走了，留下一个空洞，呼呼往里灌风。
我走到车棚，找到那辆破电动车，开锁，上车，拧把手。车子咯吱咯吱地驶出医院大门，拐上街道。
县城夜晚的街道和白天不一样。白天喧嚣嘈杂，人来人往。晚上安静了许多，路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来，上面喷着各种广告电话。只有几个夜宵摊子还亮着灯，烟雾缭绕中有人在喝酒划拳。
我骑着车从这些烟火气里穿过。
路过一个烧烤摊的时候，闻到了孜然和辣椒的味道。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跟李建国刚结婚那会儿，也来这种摊子吃过宵夜。他给我烤了一串羊肉串，烤糊了半边，还乐呵呵地说“火候掌握得不好，下次肯定更好吃”。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一个人的半辈子。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日子会变成那样。
电动车拐进小巷子，车灯照出一小片光亮。我住的地方在巷子最里头，是一栋老居民楼的五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乌漆嘛黑的。我借着手机的光往上走，脚步声在狭窄的楼道里回响。
到了五楼，掏出钥匙开门。门锁有点涩，转了两下才打开。
屋里亮着一盏暖黄的灯。
是我出门前给小禾留的。她放寒假回来了，正在厨房里忙活。听见门响，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妈，你回来了？吃饭没？”
小禾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二十出头，个子比我高，扎个马尾辫，穿着家居服，系着我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围裙。她长得像我，眼睛像，嘴巴也像，但比我年轻的时候好看。
“还没吃。”我说，换了拖鞋走进屋。
“我煮了面条，给你也下一碗。”小禾转回厨房，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起来。
我坐在客厅的小餐桌旁，看着厨房里女儿的背影，心里头忽然暖了起来。这房子虽然小，装修也旧了，但有她在，就是个家。
面条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阳春面，清汤寡水的那种，里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一把葱花，还滴了几滴香油。简简单单一碗面，闻着却香得很。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热乎乎的面条从喉咙滑下去，整个胃都暖了过来。
“妈。”小禾在我对面坐下，手里端着她自己的碗，没吃，光看着我。
“嗯？”
“你去哪了？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没接。”
我夹了一筷子面条，慢慢嚼着，咽下去，才说：“去见了一下你爸。”
小禾的筷子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这么多年，她从不主动提起那个人。逢年过节，亲戚们说起，她也不接茬。我知道，那根刺，不仅在我心里，也在她心里。
“他……怎么了？”良久，小禾才问了一句。
“腿摔了，住院了。在那作呢，不吃不喝，非要见我。”
小禾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拨弄着碗里的面条。
“那你去看了，他怎么样了？”
“能怎么样？还是那副德行。被我骂了一顿，老实了。”
小禾没说话。
我看着女儿低垂的眼帘，忽然意识到，她心里头那个结，可能比我想的还要复杂。毕竟那是她爸，无论怎么恨，血缘这东西割不断。
“小禾。”我放下筷子。
“嗯？”
“你恨他吗？”
小禾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她张了张嘴，又闭上，好一会儿才说：“我也不知道。”
她说：“小时候恨。特别恨。看到别人有爸爸来接放学，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后来长大了，知道了一些事，就更恨了。”
“现在呢？”
“现在……”她想了想，“也不是恨。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有妈妈就够了。”
我伸手，握住女儿放在桌上的手。她的手很暖，不像我，冻疮好了又长，手指头粗粗的。
“小禾，妈妈今天骂了他一顿，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说完了以后，妈妈在路上想了很多。”
小禾看着我。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他过得好不好，跟我没关系。可他毕竟是你爸。你想去看他，我不会拦着。你不想去，我也不勉强。这件事，你做什么选择，妈妈都支持你。”
小禾低下头，好一会儿没说话。等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
“妈，谢谢你。”
我笑了笑，把那碗面吃完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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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不止我一个
第二天，我照常出摊。
凌晨四点半，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这么多年，生物钟已经固定了，到点自然睁眼。窗外天还是黑的，楼下巷子里传来环卫工扫地的声音，刷刷刷，一下一下。
我轻手轻脚起床，怕吵醒小禾。洗漱完，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围裙，出了门。
菜市场凌晨的时候比白天还热闹。批发蔬菜的卡车停在门口，卸货的工人扛着麻袋来回跑。卖鱼的正在往池子里倒活鱼，水花四溅。豆腐摊的蒸汽氤氲，豆浆的香味飘了半条街。
我的摊位在菜市场最里头，挨着厕所。味道确实不太好，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王姐的调料摊在我斜对面，她已经到了，正把一袋袋花椒、八角、桂皮往玻璃罐里分装。
“周敏！来了？”王姐嗓门大，隔着好几个摊位都能听见。
“来了。”我笑着应了一声，开始忙活。
和面，剁馅，擀皮，包饺子。这些活我干了十年，闭着眼都能干。可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干每一个步骤，水要温的，面要揉够时间，馅里的肉和菜比例不能差。
忙到六点多，天亮了，第一批客人来了。
都是老主顾。退休的张老师，每天买一袋冻饺子，说是老伴爱吃。工地上的几个小伙子，一人一碗馄饨，呼噜呼噜吃完抹嘴走人。带孩子的年轻妈妈，蹲下来跟孩子说“叫奶奶”。
我笑着招呼每一个人，找零钱，递塑料袋，嘴上说着“慢走”“下次再来”。
忙过早上那波高峰，九点多，稍微闲下来一点。我坐在马扎上歇口气，王姐端着一杯豆浆晃过来。
“昨天怎么回事？急急忙忙就走了，摊子都让我帮你看。”
我喝了口自己带的茶水，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
王姐听完，“呸”了一声：“这号人你还去看他？换成我，死了都不关我的事。”
王姐说话向来直，我听了一笑。这菜市场里的女人，哪个没点故事？
卖包子的芳姐，比我大两岁，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她的包子铺在市场东头，生意最好。但少有人知道，她当年离婚，是因为前夫是个烂赌鬼，还吸毒。她把唯一的房子卖了替他还赌债，他转头又拿去吸了。最后她带着儿子净身出户，在她姐姐家客厅里睡了半年，才慢慢攒钱开了这个包子铺。
还有卖服装的李丹，三十出头，年轻漂亮。她前夫是个妈宝男，婆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她在那个家连句话都插不上。生孩子坐月子，婆婆嫌她生的是女儿，连只鸡都不给她炖。她出了月子就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后来离了婚，自己在商场租了个铺面卖衣服，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这里站着的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血泪账。可大家都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没跟谁诉过苦。该包的包子照样包，该卖的衣服照样卖，该过的日子照样过。
王姐看我出神，拍了拍我肩膀：“行了，不说那些晦气的。我跟你说个新鲜事，昨天我去批发市场，那辣椒涨价了，一斤贵了两块……”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市场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我也就继续忙了。
中午的时候，老刘打来电话。
“嫂子，钱我交住院处了。”老刘的声音比昨天平静了不少，“粥他也喝了，早上还吃了个馒头。大夫说再住几天，观察一下就能出院。”
“嗯。”我说，手里继续包着饺子。
“李哥让我跟你说声谢谢。”老刘顿了顿，“他还说，对不起。”
我手上动作停了一下，但只是一下。然后继续包，饺子在案板上排成一排，圆滚滚的，花边捏得整整齐齐。
“知道了。”我说，挂了电话。
王姐在对面冲我挤眼睛：“那家伙服软了？”
“谁知道呢。”我把包好的饺子码进泡沫箱，盖上盖。
“你可别心软。”王姐说，“男的都那样，没钱了、病了、没人管了，就想起来原配的好了。你可千万别回头。”
“放心。”我笑了笑，“我心里有数。”
下午收摊的时候，来了个年轻女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随便扎着，眼圈有点黑，看着挺憔悴。她在摊位前站了好一会儿，盯着那些饺子看。
“要饺子吗？”我问。
她像被惊醒了似的，抬头看了我一眼，勉强笑了笑：“来半斤，猪肉白菜的。”
我给她装饺子，她掏钱的时候手有点抖。我注意到她手腕上有道青紫色的印子，像是被用力抓过。
我给她找钱的时候，装作不经意地问了句：“手怎么了？”
她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把袖子往下拽了拽，低头说：“没、没什么，不小心碰的。”
我没再问。这动作我太熟悉了。当年我手腕上也有过这样的印子，面对旁人的询问，也只会说“不小心碰的”。
我把饺子递给她，在她伸手来接的时候，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
“妹子，”我看着她，“人这一辈子，没什么过不去的坎。要是实在过不去，就来找大姐说说话。我天天都在这里。”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接过饺子，匆匆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市场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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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慢慢熬
李建国出院以后，我没再见过他。
老刘倒是打过几回电话，说李建国出院以后，跟他以前那个包工头说了说好话，又去工地上干活了。腿还没好利索，只能干点轻省的活，挣得比以前少，但好歹有口饭吃。
“李哥变了。”老刘在电话里说，“真的变了。现在不喝酒了，也不打牌了，天天下工就回工棚待着。谁叫他去喝酒他都不去。”
我没接话。
“他还说，攒了钱，要还你。”老刘的声音有点小心，试探着，“他说欠你跟小禾的，他得还上。”
“随他吧。”我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摊位上昏黄的灯光，心里头很平静。没有怨恨，也没有期待。就像听说了某个认识的人的近况，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
日子还是照常过。
元旦的时候，小禾回学校了。走之前，她抱了我一下，说：“妈，你照顾好自己。”
我说：“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别担心家里。”
小禾犹豫了一下，说：“那个……他给我打电话了。”
我看着她。
“他跟我说对不起。”小禾低着头，“说他对不起我，没当好爸爸。说着说着在电话里哭了。”
我问：“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知道了。”小禾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恨，也没有亲近，只是一种平静的陌生，“别的没说什么。”
“行。”我拍了拍她的肩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就不说。你做什么，妈都支持你。”
小禾点了点头，笑了。
她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大巴开走的时候，她隔着车窗冲我挥手，马尾辫一晃一晃的。我站在候车厅的门口，一直看着那辆大巴消失在街角。
春节的时候，李建国让小禾给我带了个红包。小禾回家过年，进门就把红包放桌上，说：“他让给你的。说是第一笔，先还两千，剩下的慢慢还。”
我没打开，放在桌上放了好几天。
后来小禾说：“妈，你不要的话，我替你收着吧。等他攒够了，咱们就当这事翻篇了。”
我说：“好。”
那个红包我让小禾收着了，存在一张专门的银行卡里。后来几年，陆陆续续又收到一些，有时候一千，有时候几百，数目不大，但一直没断。
我没动过那笔钱。
小禾大学毕业那年，带回来一个男孩。人长得高高大大，戴个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个老实孩子。是大学同学，处了三年对象，毕业了想来家里给我看看。
男孩在我面前很紧张，吃饭的时候筷子和碗碰得叮当响，夹菜都夹不利索。我看在眼里，心里倒是挺满意。紧张，说明在乎。
后来小禾问我：“妈，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说：“你觉得好，妈就觉得好。”
小禾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
他们谈了三年恋爱，订婚，准备结婚。
婚礼定在第二年的秋天。小禾说想在户外办，找一个有草坪的地方，阳光好，拍出照片好看。我觉得也行，虽然比在酒店办贵了些，但我攒了些钱，够用。
筹备婚礼那段时间，小禾忙前忙后。选婚纱的时候非拉着我去，说让我给她把关。婚纱店在省城，高档得很，一件婚纱好几千。小禾试了好几件，最后挑了一件简约款的，穿在身上像仙女一样。
她站在镜子前面，转了个圈，问我：“妈，好看吗？”
我说：“好看。我家姑娘穿什么都好看。”
她忽然就红了眼眶，抱住我，在我耳边说：“妈，谢谢你。”
我抱着她，轻轻拍她的背。恍惚间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发烧的夜晚，她搬着小凳子坐在我床前，小手颤颤巍巍端着水杯。那时候她才到我腰那么高，一转眼，就要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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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光阴里的和解
婚礼那天，是个好天气。
阳光很好，不晒，暖暖的。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上面搭了白色的拱门，缠着一圈一圈的鲜花。摆了几十张白色的椅子，每张椅背上都系着淡粉色的纱巾。
我穿着一件紫色的旗袍，是小禾给我挑的。她说紫色衬我的肤色，穿着显年轻。我在镜子前照了好久，觉得自己确实年轻了点，虽然眼角的皱纹遮不住，但眼睛里的光是骗不了人的。
小禾穿着那件婚纱，头发盘起来，别着白色的头花，站在拱门下等着她的新郎。阳光洒在她身上，给她整个人镀了一层金光。
我坐在第一排，看着女儿。
新郎穿着藏青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从红毯那头走过来。走到小禾面前，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逗得在场的人一阵笑。
司仪主持着仪式，说誓词，交换戒指，这些流程一样一样走下来。小禾眼里有泪光，但一直笑着。新郎给她戴戒指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戒指差点掉地上，又惹得大家笑。
轮到父母致辞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话筒前。台下几十双眼睛看着我，有亲戚，有小禾的同学，有新郎的家人。
我清了清嗓子，说：“小禾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骄傲。从小到大，她吃了很多苦，但她从来没有怨过。她善良，坚强，懂事，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儿。”
“今天，我把她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上。”我看着新郎，“我不求你让她大富大贵，只求你，让她往后的日子，都安稳，都平安。”
台下响起了掌声。小禾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走过来抱住我，在我耳边叫了一声“妈”。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了。
婚礼前，小禾给李建国打了个电话。
我是在厨房里听见的。小禾站在阳台上，手机贴在耳边，声音不大，但屋里安静，我隐约能听到几句。
“……爸，我今天结婚……嗯，都挺好的……你好好养身体，别太累了……嗯……好……”
她挂了电话走回来，眼眶有点红。我假装在忙活，没看她。她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说：“妈，他说他挺高兴的。”
我说：“嗯。”
“他还说，他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就是对不起咱们娘俩。”
我没说话。
“我说，都过去了。”
小禾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她的呼吸温热，擦过我的耳朵。
“妈，都过去了。”
我转过身，看着女儿红红的眼眶，伸手给她擦了擦眼角。
“嗯，都过去了。”我说。
婚礼之后，生活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我还是每天出摊，和面、剁馅、包饺子、卖饺子。王姐还是天天跟我聊天，市场里还是鱼腥味弥漫，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不是生活变了，是我变了。我心里头那块压了十年的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碎掉了。变成了粉末，被风吹散了。
后来有一回，我在市场门口碰到了李建国。
那是小禾结婚半年以后的事了。他从一个面包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旧工装，头发剃短了，比那次在医院看着精神了些，但脸上的皱纹更多了，背也微微佝偻。他看见我，脚步顿了顿，像是想走过来，又不敢。
我看了他一眼。
没有走过去。
只是隔着十来米的距离，冲他微微点了个头。
他也点了个头，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转身，走进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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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往前看，别回头
今年我四十五岁了。
饺子摊还在老地方，生意不好不坏。我还是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和面，剁馅，包饺子。手上的冻疮好了又长，留下了淡淡的疤痕，我也习惯了。
小禾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在省城过得挺好。她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说她的工作，说说她的丈夫，说说她阳台上新养的那盆栀子花。她总说让我搬去省城跟她住，我说不了，我在这边挺好，有我的摊子，有王姐，有菜市场这帮老伙计。
有时候收摊早，我会搬个小马扎坐在摊位前，看着市场里的人来人往。那些买菜的大妈、讨价还价的小媳妇、牵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每一个人都在过着自己的日子，有苦有甜，有笑有泪。
我想起那个手腕上有淤青的年轻女人。后来她又来过几次，慢慢地跟我说了一些她的事。她丈夫喝酒，喝完就动手。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她聊了好几次。我说，女人呐，什么时候都得先把自己立起来。指着男人改，不如指着自己硬气。你要走，大姐帮你。你要留，大姐也帮不了你。
后来有一回她来，手腕上的淤青没了，气色好了很多。她说她跟丈夫深谈了一次，丈夫答应戒酒，说了很多软话。她说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说好，那就好好过。但是记住大姐的话，不管什么时候，你得有自己的脊梁骨。
她点着头，买了一斤饺子，高高兴兴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希望她往后能顺顺当当的。
那天晚上，我关上摊位，打扫干净，推着我的电动车往市场外面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菜市场安静了下来，只有几盏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通道和紧闭的卷帘门。明天一早，这里又会热闹起来。
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被一巴掌扇倒在地的女人，那个蹲在路边卖饺子的女人，那个抱着发烧的女儿往医院跑的女人，那个在医院病房里对着前夫一吐十年积怨的女人。
我对着空荡荡的市场，轻轻说了一句：
“都过去了。”
骑上电动车，拧动把手，往家的方向驶去。秋天的晚风吹在脸上，很凉，但心里是暖的。
手机响了，是小禾。
“妈，吃饭没？”
“吃了。你呢？”
“吃了，今天他做的饭，做了红烧排骨，还不错。”
“那就好。”
“妈，周末我们回去看你。”
“行，妈给你们包饺子。”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加大电门，穿行在县城的夜色里。
日子是自己的，跟任何人无关。受过伤的女人，不必强迫自己去原谅，但千万别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余生。
往前看，别回头。
前面的路，宽敞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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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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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周敏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但我知道，在这座城市的菜市场里、工厂车间里、写字楼的格子间里，还有无数个周敏。她们或许曾经受过伤，或许正在经历低谷，但她们身上都有一股劲儿——是那种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的劲儿。
我把周敏的故事写下来，不是要教谁去恨谁，也不是要教谁去原谅谁。原谅与否，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无论曾经过得多苦，日子终究是自己过出来的。那些能让你在泥里站起来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忏悔，而是你自己的脊梁。
愿你往后，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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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互动
故事看完了，不知道此刻您心里是什么感受？
我们总以为，原谅别人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善良。但也许，真正的强大，是敢面对伤口，说出那句“我不原谅”，然后依然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您身边，有没有这样历经风浪，最终靠自己活成一座山的女人？或者，您如何看待“受伤之后的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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