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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岁美国的前途之问

2026年7月4日,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空,85万枚烟花绽放,照亮了夜幕下的国会大厦与华盛顿纪念碑。特朗普总统站在讲台上,宣

2026年7月4日,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空,85万枚烟花绽放,照亮了夜幕下的国会大厦与华盛顿纪念碑。

特朗普总统站在讲台上,宣称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的“巅峰成就”,“这仅仅是黄金时代的序幕”。同一天,费城的独立广场上钟声齐鸣,民兵装束的演员列队行进,纪念250年前《独立宣言》签署的那个夏天。

然而,烟花散尽之后,另一组数字勾勒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根据路透社与益普索的联合民调,3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50年后将不再是一个统一国家;64%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正面临失败风险。盖洛普民调显示,77%的美国人相信《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看到今日的美国,只会深感失望——这一比例在2001年仅为42%。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民调则表明,仅38%的成年人相信美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方,远低于1990年的45%。

当一个国家在庆祝250岁生日时,近四成国民怀疑它能否活过下一个250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反讽。

一、美国梦的黄昏:当努力不再通往成功

曾经,“美国梦”意味着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拥有一栋带白色篱笆的房子、一份体面的工作,以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今天,这个承诺正在大面积崩塌。

美联社-NORC的民调显示,51%的民众认为“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成功”的美国梦已不再真实;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依然相信美国梦的比例仅剩22%。美联社的另一项调查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

为什么?数据给出了冰冷的答案。《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的联合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大多数人而言已遥不可及,77%的人认为实现中产生活比上一代人更难。飙升的房价、高昂的大学教育成本、沉重的学生贷款,以及扣除通胀后多年停滞不前的实际收入,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永久挡在财富大门之外。

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梅丽莎·德克曼指出,这种悲观在年轻世代身上尤为突出:“背负学生贷款、买不起房、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让许多年轻人觉得,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实现向上流动。”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讲师丹尼尔·斯奈德直言:“过去,人们总相信下一代会拥有更好的生活。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一点,而证据也显示,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当国家财富持续增长,普通人的生活却停滞不前,这种“增长与分配”的断裂,正是美国梦褪色的根本原因。美国大学教授伊丽莎白·苏海指出,越来越多美国人相信“经济制度只对亿万富翁有利,而不是对普通人有利”。顶级富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拢财富,通过金钱影响政治决策,使许多人产生了“制度性腐败”的感受。

二、信任的崩塌:从政治极化到“情感极化”

经济焦虑只是表层。更深层的危机,是信任的全面流失——美国人不再信任彼此,不再信任制度,甚至不再信任“美国”这个共同身份本身。

福山

福山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直言,美国正面临一场“比经济衰退更危险的信任危机”。他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政治极化已演变为“情感极化”*——两党不仅在政策上存在分歧,更越来越把对方视为“威胁国家生存的内部敌人”。“如果你认为国内的政治对手比中国或俄罗斯等外国竞争对手更危险,你就很难形成统一的国家目标。”

这种“情感极化”并非抽象概念。民调显示,77%的美国人预计未来几年政治暴力会增加。福山特别警告,“输掉选举的一方不愿接受结果,比街头暴力更具破坏性” ——这种对民主规则本身的不信任,正在从内部掏空制度的根基。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加剧了这一趋势。福山指出,特朗普频繁使用行政命令绕过国会,试图将司法与执法机构政治化和武器化。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威廉·加尔斯顿将两党比作“传奇式的无能棒球队”,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完全无法有效地制衡特朗普”。

福山还指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推波助澜——年轻人在“信息茧房”中不断强化“社会已无可救药”的观点,极左与极右的激进思潮在青年群体中加速蔓延。当人们只在同温层中获取信息,对话变得不可能,妥协被视为背叛,对手被妖魔化为敌人——民主政治赖以运转的“商量”精神,就这样被“对抗”逻辑取代。

三、一个美国,两种叙事:250周年庆典沦为战场

250周年庆典本应是凝聚国家认同的时刻,却成了美国社会撕裂的集中展演。

2016年,奥巴马主导、国会两党立法通过成立了“美国250”(America250)委员会,旨在通过教育项目“增强我们对国家的热爱,重申对民主理想的承诺”。

然而,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另行设立了“自由250”(Freedom 250),一场“一个国家、两场庆典”的政治戏剧就此拉开帷幕。

两场庆典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美国250”强调历史的复杂性,主张将少数族裔、原住民以及非裔的苦难与贡献融入主流叙事;“自由250”则被定义为“重燃自豪的爱国运动”,聚焦于“爱国主义、自豪感和开拓精神”。

这场叙事之争不仅是理念冲突,更涉及真金白银。国会原计划为250周年庆典拨款1.5亿美元,其中“美国250”预计可获得1亿美元,但至今仅收到约2500万美元。大量联邦资金被重新分配给特朗普控制的“自由250”。多个民主党州政府公开拒绝参与“自由250”的活动,直言其已被“异化为党派政治集会”。《纽约时报》评论称,庆典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贝弗里·盖奇一语道破:“庆祝本身已变得政治化和党派化。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是,悲观情绪如此普遍。”

更令人担忧的是,所有在世前总统均未出席特朗普的主会场庆祝活动,打破了重大国家庆典跨党派共庆的惯例。《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白宫按自身理念重塑了这一全民节日,使之成为“又一次加剧社会对立的事件”。本该用烟花弥合裂痕的日子,裂痕反而更深了。

四、美国例外主义的光环正在消失

民调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变化,是美国例外主义信念的崩塌。仅30%的美国人仍然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在2016年,认为“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好”的美国人仅占19%,如今已升至近三成。

这一变化在年轻人中尤为剧烈。44%的30岁以下年轻人认为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好,这一比率是60岁以上群体的两倍。只有约半数年轻人认为民主是美国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年长群体低了约30个百分点。

福山指出,左右两派对国家历史的理解已陷入极端对立:右派强调美国的伟大传统、刻意在历史叙事中“洗白”;左派则紧紧抓住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等“原罪”。

当一方只看到光荣,另一方只看到耻辱,关于“美国是什么”的共识便无从谈起。

在国际舞台上,这种内部分裂带来的后果同样显著。有媒体统计,美国近年来宣称要退出多达66个国际组织及协定,其中31个隶属于联合国框架。

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美国陷入了“格拉古陷阱”(国家面临巨大危机,改革却举步维艰)成为“当今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主要策源地”。

五、出路:自我纠错的能力是否还在?

面对如此深重的危机,美国还能否走出低谷?

福山虽然诊断了病症,却并未完全放弃希望。他依然保留着对自由民主的“审慎乐观”,坚信美国拥有深厚的自我修正传统。“美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严重极化,但最终也克服了它。相信它可以从当前的挫折中恢复。”

然而,他也承认,美国可能走上一条长期衰落的道路,最终将领导地位让给其他国家。他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第二次胜选是“美国选民对自由主义的决定性拒绝”,正在“开创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否在分裂中重新找到“我们是谁”的共识?福山呼吁回归一种温和理性的爱国主义——既承认历史上的不公,也承认这个国家在过去250年中不断修正自身缺陷、扩大自由和权利的能力。“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它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但现实是,纠错的前提是承认错误,而承认错误的前提是愿意对话。当两场庆典在同一片土地上互不相让,当77%的美国人预期政治暴力会增加,当近四成国民不再相信国家能再活250年——对话的空间正在急速收窄。

250年前的《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仍认同这些文字,却不再相信这个国家正在践行它们。当一个国家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大到无法忽视时,庆典的烟花再绚烂,也无法掩盖根基的动摇。

烟花终会散去。250岁的美国能否重新点燃那个关于“可能性”的梦想,不仅决定这个国家的下一个250年,也将深刻影响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