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朱梅馥，是傅雷的夫人。我陪他一辈子，这路上还有他的暴烈、他的背叛、他的脆弱，以及我一次次选择留下。

我1913年生于上海，与他远房表亲。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十四岁订了婚。

可他去法国留学后，爱上了个叫玛德琳的法国姑娘，觉得那才是“真爱”，写了一封退婚信托朋友寄回来。幸好那位朋友刘海粟先生把信扣下了。后来发现他自己是备胎。心灰意冷，才知道那封信没寄出去。他回头来找我，我什么也没问嫁了。

1932年我们结婚。那年我十九岁，他二十四，婚后我才知道，他脾气有多暴。发起火来像一头狮子，摔东西、拍桌子、骂人。我性子慢说话轻，从不在他气头上争辩。写文章不顺了，会撕稿子

他对孩子严苛。傅聪练琴弹错一个音，他能一巴掌扇过去。有一回他把傅聪绑在院子里的树上，用藤条抽，我拦不住，只能等打完了给孩子上药。夜里我抱着孩子哭，孩子问我：“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我说：“他爱，他只是不会。”

后来他爱上了别人。一个女歌唱家叫成家榴。他跟我说，她不在的时候写不出东西，心里慌。我看他焦躁地在书房走来走去，头发一把一把掉，心疼。

于是我做了件不被理解的事——我主动给她打电话请她来家里住。

她来了，他像换了个人，缠绵完。文思泉涌坐在书桌前翻译到天亮。我给她铺床、倒茶、做她爱吃的菜。邻居说闲话，我不听。我不解释。

我只知道，没有她，写不出那些字。字比我的脸重要。

最后还是她自己走了。她说：“梅馥姐，我对不起你。”我摇摇头，送她出门。

后来我才听说，张爱玲把这段事写进了小说，叫《殷宝滟送花楼会》。我没看过，也不想去翻。别人的笔怎么写，是别人的事。我自己选的路，我自己走。

后来那十年。

他被批斗、被抄家、被剃了阴阳头。他整夜睡不着，坐在书桌前发呆，一遍遍说：“我没有对不起国家，没有。”我陪着他，给他泡茶，给他披衣服，听他翻来覆去说那些话。

1966年9月2日夜里，他写了一封很长的遗书。我知道他在写什么，没有拦他。他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好了：欠谁的钱，借谁的书，儿子们该读什么书，连保姆的工资也安排了。他走了。

我拿着那封遗书，没有哭。我把家里的事一件件安排好——给保姆留了生活费，给傅聪、傅敏的信压在桌上。然后，我关上门，陪他一起走了。

那年我五十三岁。

他走前在遗书里写：“梅馥，你太苦了。”我不觉得苦。我只是一个人，陪另一个人，走完了他想走的路。他不想一个人走，我就跟着。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