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则以和为真。

《易经》讲阴阳相合，即宇宙是大和——大和谐。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就是和。中国哲学是以和为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一样，西方哲学说要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但中国人对真理没有兴趣。外在的真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以“和”为真理。比如说社会的真理、家庭的真理，有没有社会的真理，有没有家庭的真理，没有。以家庭为例，家庭有什么真理？家庭以和为贵，夫妻相和，父母儿女相和谐，就是家庭的真理，家庭没有另外一个真理。西方的哲学讲真理就是要想从人以外去追求一个客观的真理，所以他们才会讲上帝。中国的哲学里，外面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放在那里让我们追求。这个真理就是在内心的和谐。所以《易经》整个就是一个“和”字，“和”字影响整个中国哲学。我们讲天道，不是说人之外有一个天在那里，有一个道在那里。道存在于万物，存在于我们的人心。这个“和”是中国哲学，也是《易经》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以义为利。

《易经·乾卦·文言传》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讲的是大利。大利是什么？“利者，义之和也”（《易经·乾卦·文言传》），定义下得非常精要。这个“义”字我们现在常常指正义，把“义”变成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即所谓的公理正义。其实，“义”本身是适宜的宜，义者，宜也。义对每个人都是适合的，不是对你一个人有利，是对大家都有利，大家都有利就是义。所以我们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利。对我个人有利，损人利己也不在乎，这不是《易经》讲的利。《易经》讲的是利己利人，两方面都受利。以义为利，儒家有义利之辨，变成了迂腐的儒家。《论语·里仁》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什么事情都以义为考量，就是考量对别人是否有利。小人只讲小利。诸位注意，后来把小人看作没有德行的人。其实在《易经》里面，小人只是一般的人，古代老百姓都自称小人，而称为官者为大人，到后来小人才变成败德之人。如果一般的人做事情以利益为目的，这也没有错。他们不能做大事业，为了利益，为了全家的生计，做点小利事情，有什么错？所以义利之辨分得太清楚，这是错误的。利中有义，义中有利。《易经》的利就是义，是该不该做。我们占出某一个爻，无论是吉凶，都告诉你如何去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有利。这才是《易经》的教训。

第三个原则是以诚代占。

《系辞下传》称“知几其神乎”，知道任何事情发展到最微妙的时候，就有神的作用。孔子接着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和神有什么关系？和上面的人交朋友，上面的人有钱有势，你不要谄媚；和下面的人做朋友，不要轻视他，所以上对下都要一致。都要一致，这就是诚。你把握诚，就有神的作用。这个神是“几”，就是“动之微”, “几”是动的开始。这个思想后来被老子拿去用了，老子的无为就是在事情发展的开端，把它解决了，就不会导致后来变成大问题，即老子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没有乱的时候，先把它治理好，将来就不需要动刀动斧地大肆改革，这就是知几，也是一种智慧。

在孔子的话里，“知几”落实下来就是一个“诚”字。“诚”字，在春秋时候很少用到，《论语》里面出现过一两次，《老子》里面也只用了一次，都不是哲学意涵的“诚”字。只是到了《孟子》《庄子》，还有《中庸》，才出现很多次，变成哲学上很重要的字，也是中国哲学修养发展方面很重要的字。《易经》讲的诚，则是另外一个字——“孚”，这个字的出现频率比较多。“孚”字，上面看像鸡爪，下面是儿子的子，是鸡蛋，即母鸡孵蛋，用它的爪子抱着蛋，大概二十几天，母鸡就会孵出小鸡。小鸡在蛋壳里面长成，向壳上敲一下，母鸡听到声音就把壳啄破，小鸡就出来了。母鸡听到小鸡在里面敲，有一个专用字，即啐。这个字和禅宗的一个故事有关。

有一次，有人问禅宗的云门大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云门回答说是“啐啄之机”。也就是说，学生成熟的时候，像小鸡一样在里面啐，禅师在外面啄，两人相碰，就悟了。如果学生没有成熟，禅师无论怎样教他都没有用。就像母鸡，如果里面的小鸡没有长成，它在外面啄破蛋壳，小鸡反而死掉了。这也说明母鸡有信心，知道蛋壳里面有它的孩子，它有耐心在壳外面花二十几天工夫等待。所以，诚和信是一体两面。《易经》的“孚”字我们常会碰到，诚是内在的，信是外在的。整个《易经》就是讲诚信，没有诚，你占卜没有用。要占卜，就要有诚。不能说先有成见，想得到什么答案，一旦答案和自己的意思不符合，就再占一次，希望得到和自己意思相合的答案，这就是有成见。《易经》的“孚”字我们都用“诚”字来解释，因为孚不常用，是《易经》里面的一个专用字，故以诚代占。《易经》里面有“未占有孚”一语，“未占”就是不要占，“有孚”即有诚。有诚就不需要占。孔子在《论语》里面说“不占而已矣”，你要是能够恒，能够诚，就不必占。占卜是一个方法。你有诚，通过占卜，然后到了某一个爻，才有感应，没有诚怎么会有感应？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要有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