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资讯网

这是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37年10月平型关战役之后，照片中这二位分别时任八路军686团团长和政委。这二位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都成为开国上将。这二位的知名度和辩识度都很高！哪位军史知识丰富、演力好的军迷来给说一下这二位将领都是谁？答案其实一点都不绕弯子——右为686团团长李天佑，左为团政委杨勇，1955年双双授开国上将，"三杨"之一的杨勇和四野悍将李天佑，这对平型关主攻团的主官搭档，在1937年9月那个秋风萧瑟的晋北山区，真刀真枪地碰过硬仗。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六塘人，家境贫寒，14岁投军，15岁参加百色起义入党，20岁就当上了红五师师长，是中央苏区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之一。长征路上他带红五师在新圩血战三昼夜替中央纵队挡追兵，湘江的水被红军的血染红那回，李天佑就在最前沿。抗战爆发八路军改编，115师343旅686团团长这个位置给了他——23岁，全师最年轻的主力团长。平型关那天拂晓，686团埋伏在关沟至老爷庙之间的山沟两侧，战斗一打响李天佑发现日军抢占了老爷庙制高点，当即组织部队逆坡仰攻，亲自靠前指挥把老爷庙夺回来，这一手直接掐断了日军残部翻山逃窜的路。战后有人问他紧不紧张，他说："打了一辈子仗，哪有不怕的，但那时候顾不上想。"后来他一路从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司令员打到38军首任军长，四野南下时他是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杨勇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文家市人，比李天佑大几个月，参加红军后自己改名"勇"，一辈子没改过。长征时他当过红四师十团政委，土城战役子弹从右腮进左唇出，当场打落六颗牙，满嘴是血还趴在担架上用笔写命令指挥部队，这股狠劲儿早有名声。平型关他初任686团副团长（后明确为政委角色参与政治工作并随后接任团长兼政委），战斗中也挂了彩——左肩被弹片削开，血浸透灰布棉军装也不下火线，端着驳壳枪跟着三营冲白刃战。很多人不知道，杨勇后来1938年正式接任686团团长兼政委，在汾离公路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毁日军汽车二十多辆歼敌二百余，再升独立旅旅长、343旅旅长，转战鲁西开辟根据地。解放战争他到二野，当过第五兵团司令员，渡江、西南战役都有他。抗美援朝又率部入朝，回国后做过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1955年同样授上将，"三杨开泰"说的就是他、杨得志、杨成武。有意思的是这俩人性格反差极大。李天佑话少、沉稳，平时不爱多说一句，看地图能盯半天不抬头，作战决心一下绝不犹豫，典型的桂系出身练出来的果决。杨勇爽朗爱笑，打完仗喜欢跟战士蹲一块啃干馍聊天，但冲锋时永远第一个掀帽子往前冲。平型关打完合影那张老照片，一个抿嘴偏头看镜头，一个略带笑意扶着腰间枪套——那年他俩一个24、一个25，脸上还没长出后来的皱纹，身后是刚经过炮火洗过的晋北黄土坡。686团此战伤亡极重，有个九连最后只剩十几个人，照片上看不出的东西都在这些细节里。同一张合影拍下两个不同战区的未来主将，一个后来纵横东北华南，一个鏖战中原大西南，十八年后再碰面时已都是肩扛三颗金星的上将。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朴素，没有滤镜，就是两个年轻人站在刚打完胜仗的山脚下，背后是还没打完的十四年抗战。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59年，陈锡联、张爱萍和杨勇三位开国上将，乘坐一架飞机到庐山开会。张爱萍的家人到机场送行。陈锡联却一把抱起张爱萍的女儿，上了飞机，说跟我们一起上庐山开会。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张爱萍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却摆摆手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的女儿，让他们来找我好了。张爱萍的妻子急了，说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带。陈锡联说，这还成问题吗？上了庐山再买一件。这幕场景是张爱萍的长子张翔、次子张胜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下的——他们那天跟着母亲李又兰去西郊机场送父亲，亲眼看着陈锡联叔叔把小妹张小艾一把抱进伊尔－14的舱门。你要知道，1959年8月1日这班飞机飞向的并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避暑之旅。张爱萍本来在西藏督导平叛，刚回成都想喘口气，先给总长黄克诚打电话请假说"总结没写完，不去了"，黄克诚起初准了假，几小时后又追来电话——中央规定，任何人不得缺席。他只能折返北京，和同样接到紧急通知的陈锡联、杨勇汇合，三人成为最后一批上庐山的军队中央委员。张爱萍这人，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他是党内少有的敢当面顶撞、不肯曲意逢迎的人。可那天的他，对着老战友抱走女儿上专机，竟只是皱皱眉说"别违反规定"，到底没再拦。因为他懂——这三个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老兄弟，陈锡联爽快仗义、杨勇粗中有细护短、他自己外冷内热，这种不分你我的亲昵，是他们那一代人用命换出来的交情，不是今天酒桌上碰个杯就能有的。杨勇那句"说是我女儿，让他们来找我"，听着像玩笑，骨子里是替张爱萍挡事儿——那时候谁都看得出风头在收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杨勇偏要替战友扛这点"违规"的责任。他是红三军团老人，彭德怀的老部下，抗美援朝最后一任志愿军司令员，刚从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被急召上山，心里对老首长彭德怀既有敬畏又有不忍，可在当时环境下许多话不能说、不敢说，这股仗义护友的劲儿，倒是提前在小女孩这件事上露了头。陈锡联更干脆，从小在红四方面军打仗出身，性格豪阔，最爱逗弄战友家孩子，他才不管什么"首长专机不准带家属"，觉得规矩是死的——到了庐山牯岭镇，拉着小姑娘逛合作社，挑碎花小裙子、凉鞋、小背心，一件一件买齐，比给自己置办军装还上心。据张家后辈回忆，小妹在庐山上玩了几天，被工作人员当成了某位首长的"千金"照看，谁也没真来追问，倒是三位上将在会场上，很快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空气。他们上山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已近尾声，八届八中全会即将开幕，议题从纠"左"变成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张爱萍拿到彭德怀那封信看了，私下跟身边人说写得好、实事求是，只可惜言辞稍有过激。轮到军队组发言，多数人抢着上纲上线，他只淡淡提了彭偶尔骂人训人，绝口不碰"反党"二字。会议结束返京，别人躲着彭德怀生怕沾边，唯独张爱萍坦然登上同一架飞机，一路跟落寞的彭老总寒暄说话——后来陈毅听说了，赞他"有翼德之风"。回头看机场抱孩子那一幕，格外叫人感慨。三个开国上将嘻嘻哈哈把人家闺女拐上庐山，像是硝烟散尽后难得的松弛，可他们不知道——或者说隐约知道却不愿多想——这趟上去，要面对的是同志变"反党"、老帅挨围攻、真话变罪证的冰冷现实。那份在旋翼轰鸣中抢过孩子说"我负责"的江湖义气，是那个年代高级将领之间残存的温度，也是乱局将至前，他们本能守住的最后一点人情味。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55年授衔前，妻子问李达评什么衔，李达说："可能中将，也可能少将，我贡献太少。"结果一出来，李达自己都愣了。张乃一当时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身边的同事谈论军衔的话题越来越多，张乃一也跟着好奇起来。那天家务忙完，张乃一见李达正伏案处理公务，便开口问了这个问题。李达放下手里的笔，沉默片刻，语气平静地说出那句话。这不是客套，李达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李达出身农家，早年当过教员，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一路从基层做起，最终走上参谋岗位，一干就是几十年。在李达自己看来，参谋这份工作，不上战场，不带兵冲锋，制定方案、统筹后勤、调配兵力、整理情报，这些活计看不出什么显眼的成绩。前线将领打出来的是真实的战功，参谋伏在案头推演的那些，外人很少知晓。但外人眼里，李达的份量从来不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李达随八路军第129师从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担任师参谋长。在太行山区，李达对当地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山势、每一座桥梁了如指掌，刘伯承送了李达一个绰号，叫"活地图"。邓小平也说过："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1943年8月，李达统一指挥太行、冀南军区部分部队及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南战役，一举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同年10月，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同时推动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在日军的封锁下稳住了太行根据地的局面。叶剑英后来有过一句评价："算得上是一二九师参谋之父。"解放战争期间，李达一直辅佐刘伯承和邓小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李达拟定的作战部署为战役推进筑牢了基础。战争结束后，李达又赶上了抗美援朝。1953年4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据悉，毛泽东在商议人事时曾专门提到，李达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都做过参谋长，唯独朝鲜战场没有参与，若就此错过，是件遗憾的事。李达入朝后，协助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组织指挥夏季反击作战，并参与了大量战后重建工作。杨勇日后谈起李达，总是称一句"活诸葛"。这些，李达从不主动对人说起。1961年率团访问苏联，中央拨给150卢布零用，李达只花了40卢布买了几罐辣椒酱，想送给正在苏联集训的国家女排队员，剩下的钱一分不少地交了回去。回国后照样住在那个多年没翻新的院子里，对子女的要求一贯严格，叮嘱踏实做人，家里绝不能搞特殊化。1955年9月，全军授衔名单正式公布，李达看到那行字，愣了好一阵没说话。多年以后，李达的女儿问起父亲是什么将官，李达笑着答了一句："芝麻酱、黄酱。"孩子们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那份名单，才搞清楚父亲究竟是个什么级别。刘伯承曾评价李达是称职的参谋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曾转达过邓小平的一句话：李达是最好的参谋长。两位首长的评价，或许才是对李达这四十年参谋生涯最真实的注脚。